谈逃生 教育缺失 让孩子不能处险应变
FW：“岁月”号倾斜之后，船上300多名学生中大多数按照船方指示留在船舱中待命，最终与客轮一同沉没。反倒是一些没有听从指示的学生获救。韩国目前都在反思“服从”文化，你一向主张打破约定俗成的价值观，对此作何解读?
范美忠：客轮倾斜之后，就应该根据当时的情况随机应变，并非一定要有人下达命令才走。这里就涉及到东西方的差异。权威性和服从型人格，会成为我们普遍的特征。东亚文化，都是权威型文化。韩国、日本和中国人，都有服从领头羊的特点，我们习惯了被吩咐去做什么。而欧美文化则不同，会给个人更多自主决策的空间，会经常自主决策。
生存能力应该作为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反映了长久以来，我们的文化和教育长久没有赋予孩子身处危险的训练，也跟我们长久以来没有给予孩子自主决策和判断能力有关。因而面对危险时，我们不能随机应变，这个反思是很有意义的。
FW：但也有观点认为，身处客轮之上，获救也需要专业的引导。很难说随机应变就比接受专业引导生还概率大?
范美忠：听从专业引导本身是没错的，但是如果没人进行专业引导呢?没有专业指导就应该自主决策。
FW：失事客轮上一名副校长在获救后自杀身亡，并在遗书中称，200多名学生生死未卜，是他策划了这次修学旅行，因此承担所有责任。你如何看待副校长自杀?
范美忠：校长的话是非理性的，因为他事先并不知道船会沉。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哪怕是他认为自己应该负责，我也不认为他有责任。他的自杀，可能主要因为伤亡人数太多而打击太大。在极大的打击之下，他会认为，如果没有修学旅行，就不会沉船，继而产生强烈的内疚感。
谈改变 变得谦卑 引导学生不做道德审判
FW：汶川地震距今已有6年，你是否曾为当初自己的行为而内疚?
范美忠：回过头去看，首先我的行为没有损害别人，其次那是一个瞬间的下意识，而非一个可以理性自控的过程或机会。本来我还可能有点内疚的，当看到将英勇牺牲当做应该的时候，反而激起了我的逆反心理。
我可以内疚，但是我不能因为要求我内疚而内疚。从道德至高的标准来看，我确实应该内疚。但这种标准一定是内心的一种自发的渴望，不是用来要求的。
FW：如果当时你的学生出现伤亡，你还会这样认为吗?
范美忠：有伤亡，我会感到悲伤，因为我们长久相处，这是私人情感。但并不代表我有责任，我也不会歉疚。悲伤是一个情感问题，而歉疚是感觉自己未尽责的事。而且并不是我不想救他们，而是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在没有经过演练的情况下，面对地震这种突然事件，我不能保证自己是一个理性而冷静的人。
FW：当时有很多让你辞职的呼声，这是否带给你工作上的压力?
范美忠：其实我一天都没有离开工作岗位。汶川地震之后学校就放假了，直到当年8月15日才开学。校长曾口头通知将我解聘，并跟我说，如果有媒体采访就说自己被解聘了。如果非要找我麻烦，校长就说学校是灾区，我是到灾区来支教的。
现在我准备辞职去别的学校了，其实我挺喜欢教书的。因为近些年这里的学生不爱学习了，课都很难正常上。
FW：你现在平时都在做些什么?
范美忠：周一到周五都在学校上课，周六带一个读书会，周日上午在一个培训学校给成年人讲国学。其他时间都和妻子女儿在一起。平时有空了再打打球，看看书。
FW：当初的那场风波，是否让你有所改变?
范美忠：在生活中，我对人的态度有很大转变。之前我很喜欢对他人进行谴责，言辞非常激烈。经历了2008年的事之后，我遭受到当初我对他人一样的道德谴责。自身意识到对他人不应过多地进行道德指责，对他人人性的弱点应该更包容。一旦这样，人就会变得平和，不会觉得别人总不好，世界总不好。
我也曾认为自己很勇敢，但灾难让我认识到并非如此。人在没接受考验之前，往往会对自己有过高的评估。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往往才能感受到人性的弱点，触摸到更真实的自己，这时会更加谦卑。后来我教文学作品，就特别引导学生，看到《红楼梦》里各种人性，不要做道德审判，无论是对贾瑞、贾琏还是薛蟠。我越来越走向庄子的思想，在悟其中的道，也觉得自己越来越有力量。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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