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鸡蛋灌饼老板的日常生活:月入一万是动力(图)

　　“就他最坏。”周玉山说，“走哪儿撵哪儿，大家都反映他事儿多。去年就见过一次，在桥下，上来就嚷，说你回老家去!”

　　“也理解城管，就是别那么横，你撵走就行了吧。”周玉山说，他们这些做小生意的和一些平常比较客气的城管，关系处得其实都不错，“考试那两天，生意好，有的城管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天刚黑下来的时候，一个和周玉山相熟的中年男子逛到他的摊子前，跟他说旁边桥上两个卖小饰品的小贩为争地盘打起来了:“后来的那个说我今天交过钱（给城管）了，你不能在这里摆。”中年男子的神情颇为得意，跟周玉山说完后，转身快步跑去南边告诉更多的人，以防被他人抢先传播。

　　周玉山旁边卖手抓饼的中年妇女也是河南口音，刚干没多久，生意不是很好，跑过来跟周玉山聊天。两人聊起一个卖烤面筋的人生意很好，周玉山叹口气跟她说：“他能耗，都是最后走。”

　　周玉山说他一开始没想干这个炒面摊，因为做小买卖实在太累了，他早已疲惫不堪。去年灌饼生意更加不好之后，他也想过干别的。他告诉我，老家村里的绝大部分人都在兰州做假酒，他去年偷偷去了两趟兰州，但是由于媳妇的反对——风险太大怕被抓起来，并且从来没干过，不熟悉门道——便作罢了。干炒面摊也是跟老乡学的，由于有厨师基础和多年做小买卖的经验，他上手很快。“媳妇觉得还是小买卖好，风险低，见利也快。”几年前村里有人因为贩假酒被抓起来了，“花了几十万才给赎出来”。

　　他也不知道这种小买卖还能再干多久。“早就干够了，但是确实没别的可干。”自从干上小买卖，周玉山一年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尤其这几年，周末和学生节假日的时候他就跑到别的地方去卖灌饼，尽可能把能利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上。

　　和他同时期开始在双桥一带干小买卖的人，很多都不在了，不是去了别的更为繁华的地段，就是回了老家。周玉山说，他之所以不离开这里，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女儿就读的朝阳区于家围小学，是所公立学校。

　　这所学校的学费和书本费是全免的，每个月只交180块钱的午餐费。对于周玉山来说，公立学校是最好的选择：好的私立学校费用动辄几万，承担不了;差的又“乱七八糟”，不仅教学质量他接受不了，学费也并不是很低。儿子当初上的就是私立小学，每学期也要几百块钱学费。

　　能上这所公立小学是很不容易的。入学时虽然通过了考试，但是由于报名的人太多，女儿还是没有进去。幸好那一年这所小学的校长是天桥灌饼的常客，女儿才得以“加塞”进去。

　　这十几年，周玉山过年都没回过老家。他说回老家太麻烦了，本来就累，车票也不好买。老家家里什么都没有，回家过年，锅碗瓢盆都得新买。“用两天就扔那儿了，回头还得再重新弄。”周的父亲也老在外边打工，家里经常没人。

　　“没时间”是周玉山经常挂在嘴边的词。他已经把每天可用的时间利用到极致，争取多赚一点钱。在北京这么多年，除了天安门广场，他哪儿都没去过，更不用说带孩子去什么地方玩了。

　　来北京将近20年，周玉山对这里已经习惯了，老家也就是有急事儿才回一次，印象早已模糊了许多。但是在北京，他仍然居无定所。“总不能老漂着啊，干这个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儿。”

　　他现在也会想，2003年，刚到天桥的时候，南侧的珠江绿洲小区正在建，5000块一平米。“当时借钱买也行啊，可咱没那个头脑。”

　　“提起房子我就来气。”周玉山苦笑。2009年，他在老家县城买了套房子，上边住人，底下是商铺。他买得有些后悔：上边住人面积太小，下边底商由于所处的地方还没发展起来，既租不出去也用不上。这套花了30多万买的房子，现在还一直扔在那儿。

　　去年，老家越来越多的人在信阳市里买了房子，周玉山也买了一套。“不都是比嘛，他们都买了我也就买了，还借了10来万块钱。”

　　这几年，周玉山想过多次“回老家算了”，开个小超市也挺好，能养家糊口就行了。但是在北京再苦，每个月一万多块钱的收入，还是让他一天天地在这里“耗”了下来。

　　“过两年没准儿真回去了。”他想着等女儿小学毕业以后，就全家回信阳市里，让女儿在那里上初中，到时候现在上高二的儿子也上大学了（周玉山说儿子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保持班里前五，考上大学的机会不小）。“（一家人）都回市里，也挺好的，也不能光想着钱。”

　　晚上10点半，周玉山收摊了，开着电动三轮车回家。几辆卡车呼啸而过，飞尘满天。

　　回到家还得刨土豆丝、洗生菜、熬酱，洗瓶瓶罐罐，准备明早灌饼的一切应用之物。进门的时候房东的狗又该叫了，又会吵到邻居，幸亏人家还不错，从来不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