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选择
一年前，张艳的父母听闻女儿在东莞的工作，当着众人的面痛打了女儿。从那天起，张艳就没有回过老家。
张艳和肖红的老家在广西农村，村里土地贫瘠，没什么挣钱的路数。每年年关一过，村庄便死气沉沉，青壮劳力开始远行打工。
小时候，肖红就知道外出打工已经是人生写好的篇章。她的父亲和叔叔都是打工族，上世纪90年代初，兄弟俩走出农村，到珠三角做体力活。肖红口中的父辈，有着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的典型特征：坚强、隐忍、能吃苦。
在珠三角的那些年，肖红的父亲和叔叔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月收入从几百元涨到两千多元。然而，十几年打工下来，除了抚养一双儿女长大，他们并没什么积蓄，与中国很多农民工一样，打了半辈子工却没有养老金。
在中国，这是一个尴尬的现实，农民们进入城市，以工人的方式工作，却仍然保持农民式的收入，与现代社保制度隔离。在深圳，政府刚刚在2013年出台政策，农民工可以要求工厂追缴亏欠的养老保险。可一切仍困难重重，工人们只能以罢工的方式要求落实这一政策。
肖红的父亲和叔叔，从来没有想过养老金的事情，他们对子女的未来期望也很简单：追随自己的足迹，去广东打工——在他们眼里，那里是生活的唯一出路；未来需要的每一分钱，都要现在赚到。虽然读书可以改变命运，但对大多数如肖红一样成绩不好的女孩，生活并没给出更多的选择。
18岁那年，中专毕业的肖红和7、8个同乡一起，搭上了去东莞的火车。同乡大哥把她介绍到自己工作的工厂。
那是东莞石碣镇一家电子器材加工厂。工作面试仿佛只是走个流程，不到5分钟就结束了。肖红连“碣”的准确发音都读不出，但依然被录用了。
从那之后，她开始每天与数千工人一起，在生产线上站足10小时，机械地重复同一组动作……夜晚，她和其他11名女孩一起，挤在一间仅20余平方米的宿舍内。空气中充满潮湿的味道，她感觉自己好像也发了霉。
她的月薪不足1000元。她喜欢加班，因为那样可以多赚钱。只有多赚些钱，才能买到喜欢的衣服，才能给年迈的父母寄钱。她想过换个工作，但却没有相应的技能。
那时候她眼中的东莞，是一个表情冰冷的大工厂。这也正是东莞的另一重标签：一方面，东莞在向全世界显示其“世界工厂”和“中国制造”的魅力，另一方面，其劳动密集型产业过于集中又饱受诟病。
在工厂密如网织的流水线外，东莞的夜晚纸醉金迷。那里永远不缺热闹的酒吧、夜总会和大商场，在深夜街头，名牌服饰店的橱窗上依然挂着精美的招牌……年轻的肖红们在经历着父辈们想象不到的诱惑。
2008年春节，肖红从父母口中得知，当年跟自己同去东莞的同乡，开了一辆车回家。
见面时，这位同乡告诉肖红，她在东莞洗浴中心做技师，“一起来吧，很好赚的。”
几乎没有任何心理挣扎，肖红就接受了这个工作机会，“如果不这样，我可能一辈子跳不出打工这个圈。”
入行后，肖红才发现，自己成了同乡的“下线”。每拉一个朋友入行，她们可以得到4位数的中介费。不久后，肖红便把90后同乡张艳发展成自己的“下线”。
发薪水时，肖红偷偷算了下，她的收入是仍在工厂加班的同乡大哥的10倍。
就这样，许许多多像肖红一样的打工妹，从工厂的流水线前转移到了洗浴中心的包房内。换行的门路并不难找，即便没有同乡引荐，也可在东莞的街头轻易找到小广告。小广告上的月薪收入总会轻易晃花打工妹的双眼。
在张艳看来，几乎所有下水的打工妹都是自愿的，“没人逼我们，如果硬要说，就算生活逼的吧。”
在交通发达的今天，肖红和张艳只需要乘坐4个多小时的火车就可以回到老家，但她们总说回不去了，家乡离她们越来越远了。
虽然因这次扫黄四处躲藏惶惶不可终日，但肖红从没后悔做这行。“除了干这个，我还能干嘛？”她反问。
她夹着一根细长的女士烟，桃红色的指甲上已经有了一层烟垢。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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