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形容这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好像小孩要跑，大人在后面追他，要弄死他。”她的意识到此中断了。
郑彤和丈母娘坐在门外，3个小时，没有任何交流。那扇门是如此熟悉，自己第一次做父亲的时候，曾感受到无与伦比的幸福。如今，天地之别。
门开了，吴怡被推出来。郑彤说，妻子看上去面无表情，“不痛不痒的”。丈母娘哇地哭了，他则在一旁宽慰，以后等条件成熟了，咱们再生，再生。
大夫拉住郑彤，询问孩子的遗骸是自己带走，还是留给医院。征询吴怡后，他选择了后者。他俩从没见过这个五个月的男孩，不敢看。
“我已经崩溃了，至今我还不理解我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她怎么承受得了。”郑彤说。
两天住院休养期间，县计生委和吴怡的单位各自打来电话，催促把医院的引产手术证明送过去。后来，郑彤的领导曾主动表示关心，说“事情办得比较仓促”，也是没办法。
一个月后，吴怡开始上班。按照当地政策，因为没有准生证，怀孕后做引产或流产都是自费的，4000多元的费用不能报销。
如今，单位领导对她态度不冷不热的。有同事劝吴怡，领导现在对你意见挺大的，要不找个时间再去道个歉吧。
“道歉？”她笑了，“这个歉我永远不会道的。”
夫妻俩与其说是缓过来了，不如说是渐渐忘却，麻木了。时不时地想起来，心还会哆嗦那么一下。
郑彤希望，儿子长大以后，永远不要记得这件事儿。“我们老了以后，他会体会到的。”他解释，“对他而言，这将是个很残忍的真相。”
李敏一直想多要几个孩子。
在她看来，这可能是某种与生俱来的天性，无关财富、地位和工作性质。
但她自认为是整个社会里，最不能生二胎的那一类人。身为一名公务员，特别是在对计生工作有所接触的前提下，她深知多生一个孩子，将使自己的工作和前途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当“单独可生二胎”的消息传来时，她天天盼着北京出台具体的实施方案——她已经35岁，再晚一点，就来不及了。
“光欠”与“李八百”
“我们就你这一个孩子。”母亲曾对儿时的李敏反复强调。偶尔，还会补上一句，“而且是个女孩子。”
那时候，她并不理解这话背后的意义。只记得，父母加班的时候，自己便丧失了人身自由，被锁在房间里，哪也不能去。窗外是同龄人玩耍嬉戏的打闹声，她只能在“小黑屋”里写作业，眼巴巴地等待那扇门能打开。
“孤独，好像全世界就你一个人。”她回忆。
当自己成为母亲后，李敏渐渐明白，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害怕失去女儿。
李敏出生于一个小康家庭，母亲是位国企工人，父亲是位教师。两人结婚时，正值1970年代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那是一个无论党政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都强调政治觉悟的年代，工人和教师同样要响应这个号召。
李敏的家乡，很多居民刚刚完成农转非，家里大多有好几个兄弟姐妹。在“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依然有不少人选择多要几个孩子。这种与政策相悖的选择，会招来一笔超出承担能力的罚款，或失去工作岗位的处分。
一些李敏同龄人的小名，能够反映出处罚措施的严厉：光倩，即“光欠”，孩子父母借钱交了罚款，一贫如洗又欠着外债；“李八百”，因为超生，被一口气罚掉800工分，对挣工分的农村家庭来说，好几个月白干了。
这种影响是沉重而持续的。一对在当地某国企当工人的夫妻，因为生了二胎，双双被开除公职，只得回老家靠几亩果林维持生计。如今两个孩子已经工作，一家四口的生活依然艰辛。
这样的大环境下，李敏的爸妈选择“只要一个孩儿”，她也因此成为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中国第一批独生子女。
25岁那年，李敏正式成为一名公务员，在乡里的计生办办公。这不是她的主抓工作，但身边同事们整天忙得焦头烂额，她多少“耳濡目染”，了解了具体计生工作的难处。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