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摆摊他肯定难过，说了怕影响他心情。不过这也是一种正常表达方式，总比做出极端行为强。”黄云凌姐姐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而黄云凌最害怕的，是同学的反应。
“上新闻”之后，厦门大学官方微博上炸开了锅。“这不是我经常在图书馆见到的那个人吗？”很多人回忆在哪里见过黄云凌，有人则感慨他“学社会保障却自己沦为弱势群体”。
黄云凌没有刷微博，他害怕正面迎接议论。
他更没料到自己会第一次收到那么多同学主动发来的短信，包括并不熟悉的同学，都是鼓励他。一个已经移民到加拿大的同学特地发来信息，称他“敢站出来说话，很强悍，很勇敢”。他说，这些多少抚慰了自己几天以来的焦虑和“羞耻”感。
与他做博士同学三年、关系交好的张坚，得知这条“新闻”时吓了一跳，“他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了？”打电话两天没人接，又在黄的QQ上留言，张坚担心黄云凌会出什么事。
张坚原本是一所高校的老师，毕业后回到了原单位。三年前，他考入厦大读在职博士时，黄云凌正好从本校硕士直升博士，两人成了同学。
在已经结婚生子的张坚眼里，1986年出生的黄云凌是个单纯的“小弟弟”：“他对学术有很美好的想像，对未来充满理想。我已经是社会人了嘛，比较愤青，经常说些体制没救了这样的消极话，他反而会鼓励我，说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破灭
黄云凌最怕的是让同学看不起。
他一度已经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可如今的境况，又让他止不住联想起试图埋葬的记忆：初中时，身边同学用语言和肢体嘲弄他，使他一度厌学；班主任出于“关心”，在全班同学面前多次将他叫出教室，嘱咐他与其他人不一样，要好好学习；做早操时，全校师生都要到齐，即使不能做那些动作，他也必须站在那里。
“诺大的操场上，我觉得自己像一只被丢在岸上的鱼。”黄云凌说。
他不想去学校。母亲劝他：“你不去读书将来干嘛呢？”
大三时，他开始刻苦学习准备考研，并为了体检过关而开始长跑，每隔一天跑四五公里，坚持了七年。
考上厦大研究生的黄云凌，成为他们那个不怎么好的本科大学里的“榜样”。
他读到博士，成了家里学历最高的那个。邻居夸他时，他看见了父母亲脸上的自豪。
博士期间，他成功申请到去荷兰公费留学的机会，对方教授对他的研究计划很感兴趣，但因为当年有别的事务，邀请他明年再来。可是第二年就错过奖学金了，加之黄云凌没有预测到自己毕业后会遭遇“失业”，与出国机会失之交臂。现在回想，他懊悔不已，如果当初争取出国留学，并留在国外工作，自己的命运或许会从此改写。
“在西方国家，像‘霍金’那样重度残疾的人依然能够成为学术领域的偶像，获得全社会的尊重。”
在厦门读书期间，放假时他也很少回家，他知道自己需要比别人更努力，而他也能从学术中感受到最大的成就感。
他也畅想过，自己有了事业基础后，要谈个恋爱，拥有一段真正“平等”的感情，娶妻生子，建立家庭。他打算毕业的时候，让全家都来厦门，一起看看这座美丽的城市。
邻居会“算命”，曾给他看过面相，说他“前额饱满、五官端正”，“将来一定是有作为的人”。
然而好运却像突然被扼断一样，他一下子又回到了原点。
歧视
求职之初，黄云凌也是信心满满，气定神闲。
2012年年底，毕业半年前，黄云凌递出第一份简历，得到一个面试的机会，广州某大学的一个科研岗位。十几分钟的面试之后，没有结果。当时他因为博士尚未毕业，并没有很在意。
之后又投了福州一所师范类大学和泉州一所大学。前者的系主任对黄云凌的简历和研究计划非常满意，两人电话谈得“八九不离十”。
接下来的面试，却第一次让黄云凌遭到打击。
面试当天，黄云凌和另一位博士同学一道前往。结果，见到黄云凌本人后，校方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弯。
面试是在一间大会议室里。
同学在试讲时，校方领导态度很热情。而当黄云凌站上台试讲时，台下的人开始表现出不耐烦的情绪，“走来走去，进进出出，没有人认真听”。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