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一段凤凰卫视的采访视频里，学诚法师表示：“海淀区人才密集，有关方面提出要求，寺院里面的僧人、教职人员一定要高素质的，这样才能够适合北京市海淀区的这些民众素质的要求。”
“学诚大师带的几个弟子中有两三个都是清华的，这是吸引我到龙泉寺的一个重要原因。”姜太文说。
他自己也是清华毕业的，认为龙泉寺和同在北京的法源寺不同：后者重在对中国佛教与佛法的弘扬，而龙泉寺更加开放、与时俱进。“一开始起点不一样，宣传的角度也就不一样。”
谢工也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和其他的寺院不同，学诚大师致力于打造一个佛教大学的概念。”
“知识分子受制于当下的社会环境，他们普遍情商又不高，让人觉得不适应社会，龙泉寺就会成为这样的人的去处。”谢工这样说。
不过，对于龙泉寺的科研实力，也有不以为然者。比如身为居士的中国传媒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扈文峰说：“我对刚毕业的理工科博士的科研实力是了解的，有实力，但也不必过于夸大更不要神化，毕竟科研实力不是出家人的正业，智慧实力才是出家修行的正果。”
义工的力量
姜太文说，龙泉寺信息技术组大概有八九十人，活跃的有二三十人，核心开发力量约五六人。他们每周都会开会，特别忙的时候，就在山下开会，很多义工无偿提供自己的私人场地。
如同信息技术组一样，龙泉寺的很多工作都是义工撑起来的，还专门有一个义工报名QQ群。在人人社区、豆瓣、天涯等地，都有龙泉寺招募义工的帖子。
陈姓居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每周末都有大量义工入寺，少时几十人、多则六七百人。义工们根据自愿原则，分到不同的部门和小组服务，每个部门都有专门的法师指导。
她还表示，近几年来龙泉寺有一个大学生培训团，参加者都是经过遴选的优秀学生，最近一段时间，他们将在此参加为期5至6天的佛法培训。
这些学生的来源没有公开的信息能够查询。但可以了解的是，诸如北大耕读社之类的高校社团一直和龙泉寺保有密切的联系，耕读社曾有三位社长在龙泉寺出家。柳智宇就是第三个。
在地铁站颐和园北宫门站可直接坐346路公交车到达龙泉寺，这个地铁站离北大5公里，离清华6公里，离中科院计算机所7公里。
“主要还是距离近，并非是出于对佛教的兴趣。”中科院物质结构研究所毕业的博士张续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当了居士，没有出家，其实很多人去那里当居士也未必是看破了红尘，而只是去那里散散心。”
谢工也曾常年在这里做义工，被师父邀请皈依。但她觉得，虽然对龙泉寺比较有感情，但自己有家庭，而且在“俗世生活得比较久”，所以委婉谢绝了。
毕业于中科院计算机所、目前在武汉从事软件开发的另一位陈姓居士对《瞭望东方周刊》讲述了自己在龙泉寺当义工的经历。他于大四时得了严重的抑郁症，打算上山去“放松一下心情”。
即使是义工，每天的时间表也与僧侣无异：早上4点起床，4点半开始做早课，6点早斋，之后要跟着法师学习，或参加义工小组。
中午11点午斋，吃完饭休息一会就要出坡劳动了。搬沙袋、搬砖、敲齐砖头边角、植树、捡柴火……所有的苦活他都干过。下午5点上晚课，之后参加一些论道的活动，晚9点准时上床。
他用“充实”来形容这种接近极限的劳累。
2013年元旦，他当义工满一年，正式皈依成为居士。但他不敢把这件事情告诉父母，因为“周围的人对此有误解”。
对高知儿子充满期望的父母经常到龙泉寺“闹”。最近一次纠缠在网络上发酵，可能是目前僧人们不愿面对媒体的主要原因。
不过，在2010年龙泉寺“五周年”的纪念活动上，也专门有“法师母亲代表”讲话。
2011年，学诚法师的博客上专门策划了一个“走进师父”系列。在这些博文里，僧众们阐述了和学诚法师的一些故事，他们普遍以跟学诚法师讨论问题甚至见上一面为荣。
无论如何，贤信仍在继续努力，“发心为寺院来构建这样一个信息化建设的建筑群，因此想在IT技术上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学习研究，乃至于为了更好地阅读国外的技术资料，还发心把英语学起来。”
当他问学诚法师应该更多专注于佛法学修还是更多专注于科研建设时，师父没有回答。他在自己的博客中总结道：“任何东西都能同时承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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