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时报记者曾联系上陈院刚，被告知，一切都需要由领导答复。而丰台分局对该记者表示，岳各庄民警家属院产权属于卢沟桥乡岳各庄大队所有，上世纪70年代暂借给派出所使用。派出所搬迁后，分局与村委会协商，房屋以租赁形式分配给住房困难的民警。随后记者又试图联系开发公司，未果。
接下来的几个月，包括挨打的陈院刚在内的4户住户，陆陆续续搬走了。
“有的人，拿了额外的6万元奖励，加上安置费、搬家费一共十多万；有的人担心自己另有多处房产，被分局调查；还有人得到提职称的口头承诺。”王辉说，“这是后来见面聊天才知道的。”一位民警拿着与开发商签署的安置房协议，去公证处公证，对方告诉他手续不全，没法公证。这位邻居曾与老王、大张谈起此事，后悔不已。
搬走的民警们基本都另有房产。王辉和大张家毫无退路，除了这里，他们再没有别的住处。
王辉那份租赁合同中曾专门增加了一条“因公共利益需要征收时，自房屋征收决定发布之日起，本合同自动终止。”
“四周的楼房封顶入住后，我曾询问过多位中堂小区的业主，都得到确定回复，他们买的就是商品房。”他回答，“我认为商品房与城市建设、公共利益性质不同。如果真的（是公益），那我二话不说，服从大局。”
《中国周刊》记者致电中堂小区售楼处询问。接线员告知，已建成的大部分楼盘都是商品住宅房，还有部分是商用写字楼。
曾接受过王辉咨询的北京中润律师事务所的许荣律师解释说，商品房开发不同于合同条款提及的情况。而且，即使是公益性质的征用，“也必须达成安置的一致意见，才能去拆（房子）”。
警察挨打事件后，王辉有种“被出卖了”的感觉。
大张说，快八十岁的父亲和分局领导谈话之后，失魂落魄的。嘴里一直念叨：“变了，不一样了。”
“警察是工作，钉子户是生活”
身为警察，王辉更能理解拆迁二字，对双方都意味着什么。
20多年里，他曾四次因拆迁产生的纠纷出警。
最紧张的一次，是涉及丰台园博园地铁辅助项目，张家村地段市政建设工程。当地的老百姓有一部分不愿意走，后来断水了。因施工过程中发生矛盾，拆迁公司要进行强制拆迁。双方在工地对峙。
接到报警后，王辉和一名同事赶往现场。气氛很紧张，一边挖土机继续工作，同时有三十多个拿着棍子、铁锹的大汉盯着对面的大杂院；而门口一帮拆迁户，大多是老人，有二十多个，手里也握木棍甚至菜刀。
一到现场，王辉就举着摄像机边拍，边高声说道：“都别动手，谁先打架就带走谁，承担法律责任。”这话一般都能起到效果。随后，他们会告知双方拉开距离，各选一个代表，找个屋子坐下来协商。
那天早上到傍晚，他一直在现场盯着，有三次话不投机又要打，都给拦下了。最终，没能谈出成果。老王让两个代表互换手机号，有时间及时沟通。谈不成，再建议去法院打官司。
“这种事，警察得第一时间制止冲突发生。”他解释，“说话、态度都得客观中立，特别谨慎。现在老百姓都有手机，不能给单位找麻烦，影响政府和公安机关形象。”
“反正我都这样处理。”他补了一句，“别人就不好说了。”
2010年警察被打事件后，院子里的水，电都断了。他有时候去朋友家借，或者到单位打点，实在没辙，甚至去永定河直接灌几桶回来。而大张常去附近加油站的厕所取水，喝了快两年才知道，那都是不能饮用的中水。他花两千多块买了个发电机，这才能维持洗衣做饭等供电问题。前年“7.21”暴雨，屋子里的积水没过了膝盖。冬天没暖气，就烧蜂窝煤，王辉经常连着值两天班，晚上回来炉子早熄了。有几次大张推门找他，看见王辉正缩在被窝里直哆嗦。
最大的问题，还是来自强拆的威胁。2011年夏天，一帮纹着身、光头露膀子、带着大金链的人，带着施工队过来，要在院子外面砌墙。50多口子，各个身穿迷彩服，带着头盔。还开了辆挖掘机，要在院子外面挖深沟，把唯一的土路给断了。
当时王辉刚出完警，接了邻居的电话，警服都没脱便赶了回来。
刚赶来时候，王辉看见一辆警车驶出小区。得知大张已经报警了，他直接给该次出警民警打了电话，质问：“你叫什么名字，你是来出警的吗，你警号是多少？”对方尴尬的解释，是去找开发商了解情况。然而开发商的位置与警车驶出方向是相反的。
反复抗议未果后，王辉索性爬上了屋顶，拿出DV一边拍一边喊：“你们这是违法行为！”下面的人不为所动，各忙各的。王辉先打了110，然后又拨市政热线反映情况，电话加起来足有十多次。大张前去阻止施工，被打。
警察又来了，在远处晃悠，打了一阵，老王喊了半天：“打人了，警察怎么不管！”这才走上去给拉开。
“到现场首先得制止违法行为，调查取证。他们这些表现，轻了说是不作为，重了说叫渎职！”王辉瞪着眼说。此前还看到过出警前来的一位警察带着一位保安过来了。“接到出警任务，一般得派两个民警，一个警察带一个保安是违规的。”他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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