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课堂上的自我施压，与同学的比较也让这个昔日的好学生“压力山大”。
谈到和其他人的学习差距，杨弘毅停下手中的筷子，眉头紧锁：“我真觉得自己悟性不够，智商低。我课后做四五个小时都做不出来的题目，很多人课上就做完了。”
学习的压力影响到了他的身体健康。最严重的时候，他去了校医院，拿回来一张“强迫症”的诊断书，“断断续续吃了两个月的药”。
同样感觉学业受挫的，还有来自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的温发琥。他是清华大学首批“自强计划”选拔出的29人之一。
温发琥家里的生活来源主要靠父母在镇上摆摊卖水果，“勉强维持生活”。高考那年，清华在甘肃理科的录取线是658分，他考了625分。借助“自强计划”的选拔，温发琥进入了清华。这在他的中学是件大事，因为该中学也已经十年没出过考上清华的学生了。
但这种荣耀很快就被学业压力盖过。2012年11月，第一次期中考试，温发琥的几门功课分数都在70分左右，颇感心情不顺的他，在网络上感叹道：“我真想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资格继续待在这个地方。”
被英语系录取的张辉也是如此，他入学后“很头大”：“我当时没想到会被调剂到英语系，第一志愿报的是法学院，没录上。”
高考前两个月，张辉得知自己通过了清华大学“自强计划”的选拔，满足高考总分降60分录取的条件。让张辉头疼的是，英语并非自己的强项，而同班同学多为大城市重点外国语学校保送或考入的学生，“听力和口语基础都比我好太多，我感觉很难追上他们，努力之后成绩也还是居中下游，大一整个学年都挺消沉的”。
苦恼
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杨弘毅只有在家乡才能感觉到家乡人对这一身份的“骄傲与尊重”。
但清华园的生活跟他原来预想的不一样。没来清华前，杨弘毅憧憬的大学生活轻松而又丰富多彩，“除了学习，我还有很多想做的事”，他对社会工作很感兴趣，也期待遇到一个“质朴、善良”的女孩，在校园谈一场恋爱。
然而，过去的一年，他的校园生活既简单又辛苦。除了偶尔踢场球，他的其他课余时间都用来上自习，“补差距”。
总结在清华的第一年，他觉得“比高三还要辛苦”。
他用足球场上的释放来帮自己减压——与一帮不认识的人踢球，“出一身汗，回去冲个澡，感觉特别好”。
大一上学期，杨弘毅加入了系里的足球队，但队里“很多学长踢得太好了”，他还一直没获得上场的机会。
周末时，他偶尔会和原来的好哥们儿网上聊天。高中同学中，和他一样通过“专项计划”进入名校的有4个，“分别去了浙大、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和哈工大，学习这块儿，我也和他们交流过，都感觉压力很大、很吃力”。
心里不好受时，杨弘毅找到心理老师求助，老师让他“换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多想一想自己的优点”。
杨弘毅对此更茫然，不知道自己有啥优点。
与杨弘毅同专业的赵齐峰，也是通过“专项计划”进清华的，境况更不容乐观。他因为跟不上所在专业的学习进度，曾多次向招生办提出转系申请，但专项生招生计划规定，“专项生在校学习期间不转学，不转专业”。
赵齐峰的同学透露，他在大一第一学期挂科两门的情况下，开始消极厌学，“每天读小说，写写诗，挺逃避现实的”。
张辉的苦恼，则在于心事无人倾诉。张辉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一年到头，就过年时回家几天”。他高考时，父母也不在身边。现在每周一次的“亲情通话”，话题多围绕“身体上的嘱咐和关心”，往往说不到10分钟，电话就挂了，有心里话也没法说。
据了解，上述问题在“专项计划”和“自强计划”进来的生源中有一定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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