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行程只是12年里,这个家为了给唯一的儿子治病,无数次看病、21次住院经历中的一个。
听说北京一家精神病医院比较好,李健康买了最便宜的夜车往北京跑,到北京是凌晨,想到坐车还要花钱,到天亮也还早,他黑灯瞎火地从西站边问边走,4点多走到了医院,“嘿,黄牛还问我,还有比他起得早的?我说我还没睡呢。”李健康苦笑了下,大手抹了一把眼角。
家庭能管的都管了
李健康说,已经很难用语言来形容他对儿子的感情,12年的折磨,两口子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精神极度脆弱,“但是家要是再不管他了,谁管他?”
“他喊我一声妈,不管想什么办法都得去管他。”郭翠兰承认,李帅住院的日子,是两口子相对安静的时光。
但是也只能安静三个月。“按照医保的规定,不能无限期住院治疗,我们自费也花不起,只能住三个月就出院,自己承担3000多块钱。”这意味着,大部分的时间,李帅还是要在家,靠父母监管。
即使这样,并不是每次住院都能顺利,李健康发现李帅情绪发作,曾把他骗到正定一家医院,请求院方强行收治。李帅出院后,就这次经历,不断地找李健康麻烦,对住院一再抵触。
李家一个月曾打过3次110。随着年龄增长,他们对控制发作的李帅,越来越力不从心,110几乎成了李家的救兵。即使如此,也不是每次李帅发作,都能及时的求助。“他小时候,我和他妈俩人摁着还行,现在我越来越老,他越来越壮,个头比我高,我俩根本弄不住他。”李健康紧锁眉头回忆,李帅有次在院子里发作,李家夫妇腾不出手来打110,就请邻居烧饼摊老板帮忙。李帅边挣扎边大喊,“你敢打,等我起来,我跟你没完”。
李健康用眼神示意对方到李帅看不到的角落打,110赶来把李帅送到医院。事后,李健康夫妇带着水果去看望烧饼摊老板,对方客气地说,都是邻居,应该的,但第二天,这家人就搬走不见了。“现在的邻居还不知道这个情况,这几年邻居换了好几拨,我们也很过意不去,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不住院的时候,能把他关在哪?难道也要用笼子锁起来?”郭翠兰无奈地说。
12年里,亲戚的走动越来越少,“大家在躲着我们,能理解,这病基本治不好,病友间的交流也就越来越多。”直到某天,郭翠兰发现,除了儿子、病友,他们的生活里,已别无他物。
“我俩死了孩子怎么办”
每年李帅生日那天,郭翠兰都会给他拍一张照片。今年拍摄的照片上,李帅高大帅气,如果不是坐在对面的郭翠兰提示,很容易让人忽略,他是一名患者。
是的,他只是一名患者,和其他的患者一样。
李帅看到电视上对精神病人的调侃,也会发脾气,“他们以为我愿意得精神病吗,我不愿意,我不愿意。”
已经无需追究这个存在的既定事实是如何形成的,家有患者是李家现在必须面对的现实。严峻的是,除了医院和家,李帅别无选择。“我看了你们报纸,就特别期望有一个康复机构,当精神病患者出院后,可以在家和医院之间,缓冲下,或者说,把这个群体的患者集中起来,他们不会出来对其他人造成危害,也有一个可以待的地方。”李健康描述着他想象中的机构的模样,又苦笑了一下说,“还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活着看到。现在是活一天算一天,可我俩死了孩子怎么办?”
郭翠兰跑过民政、残联多个部门咨询,没人能答复她。
李家只是全省重性精神疾病信息管理系统录入的15.82万名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中的一个。他们一家的遭遇和挣扎也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段。当一个家庭已经用尽了力气去保障一名社会成员,谁来接替他们呢?“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在路上走,看着别人都高高兴兴的,就特羡慕,我怎么就没那个时候?哪怕消停一天,我都感觉特满足。”李健康顿了顿,看着报社的窗户,使劲让眼泪不流下来。
(应当事人要求,受访者全部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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