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档案中货真价实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图)

　　翁同龢伸张正义

　　刑部右侍郎夏同善与翁同龢均是光绪皇帝的老师，为毓庆宫授读。夏同善丁忧期满要回京，杭州著名的中药店胡庆余堂老板胡雪岩为夏同善饯行，胡雪岩席间提到杨乃武冤案，夏同善答应回京后相机进言。

　　翁同龢在咸丰六年(1856年)中状元以前，曾在刑部当差，他在任光绪帝老师之前，还曾任过刑部右侍郎。正在此间，发生了杨乃武与葛毕氏案。慈禧太后见了胡瑞澜的奏折后，传谕：“着刑部速议具奏”，翁同龢接到上谕第二天，即向刑部浙江司索取杨昌浚、胡瑞澜的奏折及附的《供招册》，细核了杨乃武、葛毕氏的“招供”与“翻供”，发现几处可疑，都用标签标出，出示给刑部尚书桑春荣看。桑胆小怕事，且杨昌浚每年都重金贿赂他，他也不想得罪杨昌?，主张维持原判。

　　于是，翁同龢采取了一些策略，先联合其他有关官员，如与翁同龢同值毓庆宫的张家襄、广寿，刑部左侍郎绍祺等，大家一致同意平反此案。然后，他们一起和桑春荣展开了长时间辩论。桑只好让步，同意发文给胡瑞澜，让他将可疑之处再审。翁同龢的换帖弟兄荣禄此时正任步军统领，翁请荣禄抄写杨乃武两次“供辩”原文进行研究，发现杨乃武提出的可疑之处，胡瑞澜上奏时极力回避，已经是欺君罔上。

　　光绪元年十月三十日，翁同龢联合刑部尚书崇实、桑春荣，礼部尚书灵桂，刑部左侍郎绍祺、黄钰和右侍郎载崇、钱宝廉，联名给慈禧太后上奏折，对胡瑞澜的复审提出四点疑问：第一，(同治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杨乃武到底去葛家否?第二，杨乃武在“钱宝生”的药铺买砒霜否?第三，(证人)王心培发现过杨乃武来葛家否?第四，刘锡彤之子参与此案否?慈禧太后看了奏折，当天就降旨，令胡瑞澜将上述四个疑问审理清楚，“不得稍涉含煳，意图迁就”。

　　在京的浙江籍官员知道慈禧太后的上谕后，18人联名上书都察院，重申“八月二十四日杨乃武并未去葛家”，刘锡彤逼迫“钱宝生”写卖砒霜给杨乃武的伪证词。大家还提出：

　　第一，余杭县监生吴玉琨曾到县衙作证，杨乃武十月初三日到南乡岳父家，初六日才回余杭。而杨昌浚在报刑部时称杨乃武初三日买砒霜，初五日给葛毕氏，出现明显漏洞。因此胡瑞澜复审改为“初二买砒霜”，并勒令吴玉琨将证词改为杨乃武“初五回余杭”，以证明这天杨乃武给葛毕氏砒霜。

　　第二，胡瑞澜复审后，犯人与证人均不画押，无法结案，胡瑞澜令葛品连之母沈喻氏一人代画了8个人的供词。

　　第三，若杨乃武真的在初五给葛毕氏砒霜，葛品连初九才发病，难道发病前四天杨乃武就能预料得到吗?

　　都察院将这18人的呈文上奏慈禧太后，慈禧对胡瑞澜也不信任了，十二月十四日再次传旨将本案犯人、证人及案卷押解到北京，由刑部亲自审讯。

　　刑部京审洗沉冤

　　胡瑞澜先前接到十月三十日慈禧太后的上谕，草草审了两次，没有动刑，想敷衍一下。他现在不太害怕了，因为“钱宝生”(钱坦)于十一月十二日突然死去，因何而死，至今是个悬案，死无对证。胡瑞澜长出了一口气，但没想到又接到十二月十四日的上谕，这才感到大事不妙，虽然知道这批人到北京会说些什么，可面对圣旨，又束手无策。

　　光绪二年四月底，刑部先审讯杨乃武买砒霜之事，吴玉琨、杨恭治、詹善政均证明杨乃武于十月初三至初六日在南乡，不可能买砒霜，爱仁堂伙计杨小桥、钱坦之母钱姚氏亦证明杨乃武未买过砒霜。葛毕氏供出真实情况，承认在酷刑下诬陷了杨乃武。再审沈喻氏，也说了实话：儿子有“流火”症，自己并不知道他是否被毒死，只请求验尸。又审王林、王心培，他们证实葛品连死前已病，不知中毒否。

　　刑部又审验尸人沈祥，沈祥说了实话：自己只是一个学习的仵作(验尸官)，葛品连到底因何而死，他自己根本不清楚，且拔出银针后未用皂角水擦拭，是沈彩泉让自己说是中砒毒的。

　　刑部将复审结果上奏慈禧，请求将葛品连尸棺及刘锡彤、沈彩泉等押解北京，开棺验尸。九月十七日，得到慈禧太后同意，通知杨昌浚立即执行。

　　海会寺开棺验尸

　　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刘锡彤、沈彩泉以及死去的葛品连的尸棺被押解到京，尸棺停在北京朝阳门外神路街海会寺内。

　　刑部先提审刘锡彤，他只承认未用皂角水擦拭银针，因为他不是仵作，可以不负责任，其他事概不承认。又提审沈彩泉，他供出了如何逼迫钱坦证实杨乃武买砒霜的经过。在一旁的刘锡彤顾不得官场规矩，举拳就打沈彩泉，堂上乱成一团，无法审讯。

　　此案实则无须再审了，但必须证实葛品连是病死还是被毒死，以便定案。十二月初九日，刑部在海会寺开棺验尸。这一天，刑部满汉尚书、侍郎以及证人们全到海会寺。开棺之前，先令刘锡彤查看封条，认明原棺无误，即由刑部仵作开棺。

　　棺木打开，尸臭扑鼻，人死已近3年，皮肉已腐烂，仅余骨骸，老练的仵作一见骨头黄白，即断言：“因病身死。”刘锡彤明白这关系到自己前程乃至身家性命，不死心，指着几块骨头说是“青黑色”，仵作说“外边青黑色乃发霉所致，挫断骨头，里边黄白;若中毒，里边亦青黑色”。

　　刘锡彤仍绕着棺材细看，其实他什么也不懂。新任刑部尚书皂保问他还有什么话说，此时刘锡彤才摘下顶戴，跪在刑部各官面前，承认“委系无毒，因病身死”。

　　光绪三年二月十六日，刑部尚书皂保领衔上奏，洋洋万言，详细介绍了全案经过，结论为：“此案刘锡彤因误认尸毒，而刑逼葛毕氏;因葛毕氏妄供，而拘拿杨乃武;因杨乃武妄供，而传讯钱坦;因钱坦被诱捏结(伪证)，而枉坐葛毕氏、杨乃武死罪。以致陈鲁草率审详，杨昌浚照依题结，胡瑞澜迁就复奏。历次审办不实，皆由轻信刘锡彤验报服毒，酿成冤狱，情节显然。”

　　几位刑部官员探讨冤狱形成的原因：杨乃武与刘锡彤都坚称，在此案之前他们毫无私仇，案发后，刘锡彤也没有勒索杨乃武。十一日早上沈喻氏上告，十二日审完杨乃武，即请求上司革去杨乃武举人功名，中间没有间断。若企图勒索杨乃武，必然要耽搁几日，勒索不成，才上报，以此证实，刘锡彤不是贪官。那么，是否由于刘锡彤不能容忍杨乃武与葛毕氏的奸私呢?几位刑部官员反复查阅案卷，并审讯人证，未有任何人证实他们通奸，在定案时亦未指斥他们有奸情。那么，各级官员为何齐心协力制造这起冤案呢?

　　当然，刑部官员们不可能认识到，在一个封建专制统治的制度下，具有中世纪特色的法制极不科学、极不健全，各级官员素质极差，愚昧野蛮，只知严刑逼供，一味草菅人命，且吏治败坏，官官相护。这样的社会里，由这样的官吏办案，造成冤假错案就是必然的了。

　　最后的处理为：沈祥“杖八十，徒二年”;刘锡彤“革职，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陈鲁、郑锡滓、杨昌浚、胡瑞澜均革职;沈彩泉“杖一百，流二千里”;沈喻氏“杖一百，徒四年”;王心培、王林、沈体仁“杖八十”。

　　自冤案发生起，看不出大清国的法律有一丝一毫的公正，可在最后处理上，它突然像变戏法似地“公正”起来，且“公正”得令人啼笑皆非，这体现在对杨乃武和葛毕氏的处理。本来已给他们平反，但刑部官员依然认为：“无风不起浪，为何不冤枉别人，单冤枉你俩?”这句话，刘锡彤、陈鲁、杨昌浚、胡瑞澜全都讲过，现在刑部官员也是如此看法，并如此处理杨乃武：“讯无与葛毕氏通奸确据，但就同食教经而论，亦属不知远嫌。又复诬指何春芳在葛家之玩笑，虽因图脱己罪，并非有心陷害，实系狱囚诬指平人，有违定制律。应杖一百，业已革去举人，免其再议。”杨乃武落个“杖一百，革去举人功名”。关于葛毕氏“捏供与杨乃武商令谋毒本夫，讯因畏刑所致，惟与杨乃武同居时，不避嫌疑，致招他议，虽无奸私实据，实属不守妇道，拟杖八十。”

　　陈湖、钱坦及刘锡彤之子已死，未作处理。但刑部亦未调查钱坦因何而死，乃本案一大疏漏。葛品连的尸棺就近埋在京郊。

　　这件冤狱，慈禧太后共下10道上谕，才得平反。

　　杨乃武自遭官司，家产荡然，以养蚕种桑为生，1914年9月腿股间患疮疽，不治身死，葬于余杭县城西门外新庙前，年74岁。

　　葛毕氏回到余杭，孑然一身，万念俱灰，在余杭县城南门外石门塘准提庵出家为尼，法名“慧定”。庵中没有香火，以养鸡、猪谋衣食，了此残生。她死于1930年，亦享年74岁，坟塔在余杭县东门外文昌阁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