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记录老人三年灾荒饥饿记忆 为逝者立碑(图)

齐炳洪，男，1933年出生，云南富民县款庄乡谷玉学地村

　　“寻找饥饿”纪录片项目采访了来自各地的老人，吴文光身后是老人们的照片

采访拍摄时，常引起其他老人共鸣

邹雪平（左二）为逝者立的碑

　　一群从不知饥饿为何物的85后，一群几乎不识字的耄耋老人，他们之间隔着50年斑驳的时光以及半截子生死。将他们关联起来的是独立电影人吴文光发起的“民间记忆影像计划”。

　　吴文光和这群平均年龄25岁的年轻人，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庄，围绕三年自然灾害，采访了1000多位老人，用摄像机记录下250位老人对“饥饿”最原始的表述，寻找着上百个村子逝去和变化中的记忆。

　　这段历史，在老人们作古之前能被记录下来，无论多少，无论笼统或细节，总胜过于零。

　　这群孩子，跨过父母寻找祖辈来保存这段记忆，无论精彩或沉闷，无论能否撬动现实，年轻一代行动中带出的东西，要比“口述历史”文本本身更有意义。

　　给失语者一个表达渠道

　　都说，只有最好和最坏的人创造了历史，而像你我这样的平庸之辈则繁衍了种族。但是，难道每一个平常人的一生就不值得记录，就没有闪光点？在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下，谁会在乎一个目不识丁的乡下妇女在想什么，她又经历了什么？谁会在乎他们心中的伤痛？“我在乎。”吴文光说。

　　5月8日，《吃饱的村子》等几部“民间记忆影像计划”中的短片在纽约现代美术馆“中国25周年纪录片纪念”活动中放映。吴文光正是“民间记忆影像计划”的发起人。三年前，他带着一群年轻人返乡，寻找、唤醒并记录自己的祖辈在三年自然灾害中经受的“饥饿”记忆。

　　三年自然灾害，民间习惯指的是1959年至1961年。官方的解释为，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80年代初期，中学历史课本将这段时期称为“三年自然灾害”，而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在人教版高一历史教材《中国近现代史》下册中，短短几句话概括了这场困难的原因：“那时候，自然灾害严重，苏联政府又背信弃义地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这一切造成国民经济自1959年至 1961年的严重困难。”

　　但吴文光却反感将这一段时期称为“三年自然灾害”，他和他的志愿者们用了一个自创的新词汇替代――三年饥饿。“所有人都知道那时候老百姓在挨饿，但是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挨饿吗？都知道快要饿死的人会用树皮充饥，但你知道树皮怎么吃吗？”吴文光亦讨厌浮光掠影地争论在大饥荒时期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多一个或少一个，对读者来说不过是书面上冰冷冷的数字，一个从0到1的过程。

　　历史的力量来源于细节。2010年夏天，吴文光开启了“民间记忆影像计划”，鼓励年轻人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庄，当年轻人不断地卷入村子，在老人们破碎的记忆和点滴的细节中，在失语的乡村与冷漠的村民中，还历史一个本来的模样。

　　为什么要选择三年饥饿时期作为拍摄的题材？吴文光给的答案仅仅是，给失语者一个表达的渠道。“在建国初期的各种运动中，有受冲击后幸存下来的人，比如右派知识分子，他们将被关牛棚的经历写成小说、报告文学。”吴文光说。但是，那些目不识丁的村民怎么办，作为饥饿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蚂蚁一样的生命”自然地被忽略，被遗忘，被掩埋，成了理所当然的“沉默的大多数”。吴文光和志愿者们只是希望这些村民不是“饿了白饿，死了白死”。

　　吴文光，1956年生于昆明，1974年中学毕业后到农村当知识青年，务农至1978年，1982年拍摄了纪录片《流浪北京》，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纪录片。1988年至今定居北京，写作和拍摄纪录片。

　　让饥饿变得立体和具象

　　1928 年出生的宋秋英老人回忆11岁的儿子被饿死时，她说到孩子当时眼前出现的幻觉：“孩子那时快死了，他说：‘你弄那一碗饭搁在那里做啥？’我说：‘小啊，哪里有一碗饭啊？’他说：‘这不是嘛！’他用手拍打着床说‘这不是嘛’。我说：‘小啊，要是有一碗饭，我不就给你吃了嘛，我还搁在那里干吗。’儿子说： ‘娘，我死的时候你别哭啊，你哭啥哭，反正我是死了。’孩子临死就是这样啊！”对死亡过程老人没有加入任何修饰，她甚至没有流下一滴眼泪。

　　在志愿者们拍回的老人口述的场景几乎一模一样的相同：老人们坐在自家的炕上或者椅子上，浑浊的眼睛直面镜头，背景往往是糊着泥巴的墙壁。他们平静地列举谁谁家饿死了谁谁，从表面上看不出一丝的情绪波动，说到自己的婆婆或者儿子饿死的时候，也只是微微停顿一秒，仿佛死的是个不相干的人。

　　在镜头前，老人们对死去的人记忆深刻，谁家死了几个都叫什么都记得一清二楚，但是他们却说不清自己为什么挨饿，为什么会饿死人。对饥饿的形容也往往是唠叨一两句，饿啊，没办法。但是说起如何战胜饥饿，他们的讲述往往冗长。树皮、麦子苗、棉花种、野菜叶子、豆壳、树根，每个物件后都隐藏着一个闻所未闻的故事。

　　一些书记载，饿得受不了的饥民会吃树皮。但是吃什么树的皮，怎么吃却是个拿不上台面的问题。在“民间记忆影像计划”中，经历过那个时期的老人们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榆树皮是最好的，把榆树的深色外皮剥掉，要里面第二层白色的皮，拿回家晒干后磨成粉，可以掺一点玉米面或者野菜做成馒头。同样的做法也适合脱粒后的玉米棒子。“没有一个疯子会直接抱着树啃，也没有人选择吃松树皮。”吴文光说。如果连树皮都没得吃，村民们也会选择观音土，一种黏性很大的土壤，虽然和树皮的功效差不多，但副作用也是明显的――难以大便。村民会选择用手抠，自己不方便抠就请别人来帮忙。在生死之际，男女之防礼义廉耻也顾不了许多了。老人们在讲述的时候特别喜欢说春天的故事，因为一到春天就可以到地里挖野菜了，一锅野菜粥往往就意味着从鬼门关上又拉回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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