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锦强（右一）在街头宣传自己的公益项目
骆锦强在北京上了9年学，却连一个北京孩子都不认识。从小学到初中毕业，他4次转学，始终无法有张安稳的课桌。
这个90后的农民工子弟，几乎可以详细描述出每次转学的细节。印象最深的，是该读初一那年，因北京市整顿打工子弟学校，他就读的那所学校一度被关闭了当时，有将近1000名学生在这所学校读小学和初中。
到了原本应该开学的那天，许多孩子固执地背着书包去了学校。骆锦强也坐在熟悉的课桌前，不肯离去，看着老师们在教室里进进出出，“和政府人员交涉”。
“有人劝我们回家去。校门上还贴着学校要关闭的公告。”骆锦强一边说着，一边走进曾经贴了封条的校门。10年前的那一幕，如今他仍然记忆犹新。
胳膊拧不过大腿，学校还是关了。骆锦强被分流到另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就读初一，离家远，环境也让他不喜欢。那一整年，他都没怎么听课，直到初二，原来的学校挂着一个“足球学校”的名义重开了。回到那个比较熟悉的校园里，一半儿左右的同学他都认识，这一回的转学，他挺高兴的。
如今二十出头的骆锦强，走在曾经的校园里，轻车熟路地找到了自己读每个年级时的教室。他读初三的教室正对着校门，还不到15平方米，是全校最小的一间屋子，只能勉强放得下黑板和四五套桌椅。
骆锦强还记得，初三时，很多同学离开了校园，辍学去工作，全年级只有5个学生。
他自己也在假期打过工，在一家火锅店当服务员。这个90后大男孩，最喜欢给一大家子一起来吃火锅的客人上菜，然后看着他们吃。记忆里，骆锦强全家人“从来没有像这些人一样这么安心踏实地一起吃过饭”。看着客人红红火火地吃着火锅，当时的他，莫名地“觉得特别幸福”。
初来北京，是在2000年的夏天。那时，骆锦强还不到10岁，打那以后，骆锦强再也没回老家过过春节。
刚到北京，他插班到一所打工子弟小学读三年级。因为怕生，他说话时眼睛都不和人对视，常常把头扭向墙壁。直到现在，他仍常常不敢主动给别人打电话，怕“打扰别人”。期末考试时，从没接触过英语的他，甚至交了白卷。
刚读了不到一个月，骆锦强还没对新环境熟悉起来，整所学校就被夷为平地了。当时，他才刚刚和自己的新同桌交上朋友。
骆锦强的父亲，正是拆掉学校的农民工之一。据这位老实巴交的安徽汉子回忆，拆掉儿子的学校，仅用了1周时间。
为了尽量保持砖块的完整，施工队没有用推土机，农民工们凭着人力，拆掉了这所并不算大的学校。当时，老骆抡着大锤，一锤一锤，把学校里那些简易房的墙壁砸倒，露出里面的钢筋。
6月天气闷热，老骆只想着尽快完工，至于自己正在拆的是儿子的学校这件事，他“没考虑那么多”。骆锦强的母亲则会从废墟里挑拣还比较完整的砖块，刮掉泥灰，码放在一起，以几分一块的价钱卖掉。
当时10岁的骆锦强，在满是砖头和钢筋的废墟上独自玩耍，他的学校没了。这片地方，后来被“开发商盖起了楼房”，具体是做什么用途的，老骆也“记不清了”。
他们一家人搬到了位于石景山的一个城乡结合部。新学校仍是一所打工子弟学校。
从家到学校，一路碎砖头，一不小心就会把脚卡住，各式各样的摊位几乎挤到了街道中间，一个卖熟食的摊位就在垃圾堆旁。穿过街道，能看到立交桥对面的高层住宅区，洋气，现代。
在骆锦强眼里，那些高楼离自己很远，那个“大杂院”是整个北京唯一让他有安全感和归属感的地方。他在那里一直住到初中毕业。
那时候，他的生活圈儿挺窄的，就读的都是打工子弟学校，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当然不会来这里上学”。假期在家，一起玩的伙伴也没有北京孩子。有时候在街上或许能看见，但那些孩子都“坐在车里”，在他眼前“一晃就过去了”。
一直到2012年，他考了电大，才总算认识了一个北京孩子。有趣的是，那个“不怎么出门”的本地人，对北京好多地方，竟然还没有骆锦强熟悉。
如今，骆锦强坐过北京每一条线路的地铁，去过市内外几乎所有的知名景点，空闲时间，还会去郊区“爬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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