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父辈的那个时代:80年代中国形成的两拨暴发户

　　放映《红高粱》的时候，我便已经懂事，深深叹服于张艺谋。尽管N年后我会反省那时的第五代电影，只是当时已惘然。

　　诗，也只属于八十年代。我跟着舅舅混迹于他们创办的《四月》诗社，给他们画了一个封面。是一颗孤立地矗在海边的棕榈树。我不懂诗，听他们讨论很多诗。记忆最深的是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据说顾城是八十年代唯灵浪漫主义诗人。1993年他自杀于大洋洲一个小岛上的时候，我已经读研究生了。还有这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的。北岛前两年在一个采访中说，他已经厌恶这两句了。他说：读者的阅读停止了，被时代“冷冻”了，他们只记住了这两句。所以我也不责怪读者;对于诗人来说，诗人的写作其实是不太考虑读者的。

　　整个中学在八十年代度过。我只记得两个“不允许”是最直接限制了学生的正常发展。也就是限制自由。一个是男生不允许留长发，我们便剃了头发当和尚。一个是不允许谈恋爱。我们便在课堂上传阅手抄本《少女之心》。一个高中同学谈恋爱被老师发现了，班主任下午召集全班开会，郑重其事的说：“那事有么子味嘛!”这时从教室最后一排传来一个浑厚的男中音：“那事儿好有味道的哟!”他是我班的老大。我们哄堂大笑，老师脸上一阵抽搐。不允许有自由，是因为反对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说有了自由，一个民族就会一盘散沙。这犹如太监神秘地告诉别人：做爱是对身体健康有害的!这就是表面充满怪异快乐的八十年代。

　　高考了。那年的语文作文考题还记得吗?是《习惯》。我班班长，我的铁哥们坐在我的后面，考试的时候，听着后面奋笔疾书，我便有些紧张。抓耳挠腮了半响，才写了个民族心理习惯的内容，是以阿Q被人打后抬手一挡的描写开始的。杂文。很担心走题。语文第一节考。出来的时候，哥们兴奋得满脸通红地跟我说：你写了多少行?“行?”我的心头一紧。呀，不对，诗歌才说写多少行啊!让我缕一缕。嗨，原来作文考题下有行小字：注意不要写成诗歌。哥们平常爱写诗歌的呀!一看就晕了，紧张地写成了诗歌。我了个去!心中这样想着，既是第一节考，怕影响他后面的考试，我便只好嗫嗫嚅嚅地说：嗯，嗯，我写了三十几行而已，还是你厉害。

　　作文是50分，而六门课总分才640分。他挂定了。我怀着忐忑不安地心情考完后面几门。

　　母亲送我上大学，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河殇》我必须再提一遍。因为当时就播了两遍。第一遍是我在复习迎高考。第二遍是当年暑假。“谁晓得，天下的黄河几十几道弯?”那首歌我至今可以唱完。那“马克思所断言的资本主义的丧钟为何迟迟没有敲响”的振聋发聩的发问令我开始学会反思。当然，解说员张家声的浑厚嗓音更令我着迷。

　　我的八十年代结束了。中国的八十年代也即将结束。下着大雨的那天出发去报到。写诗歌的哥们从10公里外骑单车赶到火车站送我，全身淋湿。我的眼睛湿润了，他本可以跟我一起去北京上大学。还好，后来他招干考试上了警校。襄樊转车时，母亲和我挤散了。她从厕所车窗里爬了进去，我在车厢的另一头。天亮时，克莱德曼的钢琴声把我惊醒，车里面不播放崔健的《一无所有》，尽管崔健自1986年挽着牛仔裤脚在工人体育馆吼出一无所有以来，几乎代表了整个八十年代青年们的绝唱。车已经过了郑州，正在过黄河。母亲从厕所里挤了过来，我蹲在车厢地板上，接过她的体温温热了的我们上车前买的唯一一罐健力宝。

　　那一年夏天，母亲买了好多肥皂和盐，说是通货膨胀了。我唱着《红高粱》、《狼》和《一无所有》那样的歌进了大学。我把自己装扮成很有血性、很有狼性的样子。第二年春夏，我知道了我们算个屁。权力相当的自负，认为可以收买一切，差一点它就成功了。但七十年代初出生的人那强大的个体生命在民族主义权力话语开启的致富之门外仍然高昂着它的头颅，不肯轻易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