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八十年代也不是从“在希望的田野上”开始的。它真正的开始是1979年，头一年因为三中全会拨乱反正，1979年的元宵街头便已成为人们狂欢的海洋。在十字街头我们全家去看花灯，父亲“椅架儿”里背着弟弟，我也努力地与拥挤的乡亲们抗衡，差点背过气去。
那一年，齐豫的《橄榄树》不知从什么渠道传到了家乡。少女们都在唱“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流浪远方，流浪!”其实，这流浪歌真的不合时宜。乡亲们不刚刚找到了家乡吗?土地不刚刚包产到户吗?
学校里开始宣传“五讲四美三热爱”。“文教专干”(不知道是个什么官，反正每次他来我母亲兼任校长的“三坪小学”，我家就给他做肉吃，我们一个星期可以吃上一次肉，有时候是我和弟弟在河里捞的小鱼。他好像是检查工作来的)来了，等饭吃的时候，他见我在教室里做作业，就问我五讲四美三热爱是什么内容。我说“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热爱祖国……”一时间紧张，忘记了后面的内容。我想看墙上的宣传画，他把身子扭过去挡住的样子我还记忆犹新。我没有偷看成，看到了黑板上我画的中国地图，是我默画的，没有参考书上的地图。细节都很准确。我不知道，要我背记那些东西难道比我画中国地图更重要吗?那时，几乎所有孩子的作文，都写到如何帮助街上的老婆婆过马路，以表示自己学了雷锋。
电视开始引进小县城了。县城的第一个黑白电视机是汽车站客运公司从长沙带来的，由于还没有信号差转台，电视上长时间出现雪花点。我们挤在客运站的办公室(翻墙进去的)，紧张和兴奋中的我们都不说话，终于有人说了：“怎么这场雪下这么久啊!”偶尔信号接通了，是那伟岸的天门山反射的常德方向的信号，终于可以在雪花中看模糊的剧中人身影了。
记得看的两个长篇电视剧都是美国的!一个是《大西洋海底来的人》，这是中国首部引进的大型科幻片。只记得那个人住在海里面，上了潜艇不久还要泡水、冲水，否则就会干死。另一个是《加里森敢死队》，只记得那个人甩飞刀的技术简直可以和中国侠客相媲美。
我们不知道，这得益于中美关系在1979年元月的正常化。
我们同样不知道，当时中国准备打仗了。不，我们其实知道要和越南打仗了，只是被告知越南天天欺负我们，把我们给他们的大米堆起来做工事。每天，我们都在教室里讨论去越南打仗(这当然只限于我们8岁或9岁的男孩子，且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天职)，看着战斗机从天门山上飞过，往南飞，知道是去打越南的。越南有多远呢?当时澧水河南边的枝柳铁路刚刚通车，大家议论一番，认为坐火车到越南只要一天。这个结论大概正确。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也一下子和中国好了起来。我们开始了深受日本流行文化影响的生活。
又有几个万人空巷的日本电视剧和电影在中国上映。“万人空巷”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绝不是形容词。因为没有多少人家有电视机，小巷子里挤满了到别人家看电视的乡亲们，电视剧热播的时候，犯罪率持续下降。
这热播的电视剧中有《血疑》，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演的。讲一对恋人最后在男的给女的输血的时候发现二人居然是失散多年的兄妹。中国男人便都迷恋山口百惠。
还有《排球女将》，荒木由美子演小鹿纯子。她前些年还被朱军邀请回中国接受《艺术人生》的眼泪和祝福。小鹿纯子的“晴空霹雳”、“流星赶月”这些排球动作，我们男孩子们便要模仿，摔伤了不少胳膊腿。中国男孩便都迷恋小鹿纯子。
还有高仓健的《追捕》。高仓健几乎不会笑，但那刀削的脸透出刚毅，令中国女人们迷恋他。而我们男孩只是迷恋其中的台词：“朝仓不是跳下去啦，唐塔也跳下去了，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你倒是跳啊!”蹲茅厕时则唱里面的歌：“啦呀啦，啦呀啦啦呀啦啦，啦呀啦，啦呀啦，……”
还有孩子们最喜欢的《聪明的一休》。我在唱歌课的期末考试中，就唱了里面的主题曲：“格的格的格的格的格的格的!”同学们哄堂大笑。
不能忘了，那10万匹马力的阿童木也是我的最爱。首次知道它是在糊在我家墙上的报纸上。应该是《参考消息》。上面说《铁臂阿童木》的作者手冢治虫的故事，另一个版面是大字标题“苏联入侵阿富汗”。若干年后，我在日本请教阿童木名称的来历，日本老人跟我讲是来自英文atom(原子)的日语发音。日本的卡通和动漫带给我们快乐。中国人丧失了童心，所以也不可能推出有世界性影响的动漫作品。
然而，影响最大的还是港台歌曲和电视剧。黄元申的《霍元甲》播出，盛况空前，叶振棠的《万里长城永不倒》在大街小巷传唱。最后一集是陈真腾空飞腿踢向开枪的日本鬼子。接下来正好播放《陈真》。《霍元甲》播放的时候，外婆家有了12寸的熊猫牌黑白电视机。每次听到唱“江山秀丽，叠彩峰峦”，外婆和我们一起模仿那粤语的唱腔。1983到1984年，严打的同时，我们经历着民族主义的洗礼。
除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涌现的英雄宣讲团给我们灌输了民族主义意识，那以对越作战为蓝本的《花枝俏》、《雷场相思树》和《高山下的花环》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者显然还是夹带了创作者个人的批判意识，里面讲到了军队中的腐败行为。但我们总的而言，是每天高唱着“血染的风采”(歌颂越战英雄的歌)去上学。
周润发的《上海滩》也播出了，浪奔浪流，使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时间的中国。
邓丽君的歌传到我们学校时，是我们偷偷地传唱的。邓丽君为什么一直没有到大陆来，我们也不知道。唱得最多的是她的《甜蜜蜜》、《在水一方》、《小城故事》、《我只在乎你》和《月亮代表我的心》。她应该比上面几个电视剧来大陆的时间还要早些。
《外婆的澎湖湾》是谁唱的，已经不记得了，但我们是五年级开始唱的。同时期，罗大佑开始风靡教室。“池塘边的榕树下，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那蝴蝶还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着游戏的童年。” 我们把这首《童年》的歌词抄在本本上，个个会唱。我们只是高兴唱它，我们高兴唱这里没有的东西，唱我们该有的却没有的童年。
罗大佑绝对是影响了我们整整一代人的精神教父。那“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繁荣的都市过渡的小镇，徘徊在文明里的人们”传唱的时候，我要上高中了。开始思考问题。我觉得那是在控诉，相当的震撼我的心灵。当他的《爱人同志》(1988)传到我们高三的复习应考教室时，我再次被震撼。当年，我看着电视里两次播出的《河殇》，唱着“每一次闭上了眼就想到了你，你象一句美丽的口号挥不去。在这批判斗争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要学习保护自己，让我相信你的忠贞，爱人同志”，心中总会莫名地被触动。童年、家乡、文明和政治，这些纠缠不清的话题，开始在我的头脑中扎根。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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