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深圳，几个流浪儿童在街头打牌消磨时间。偶尔还会看到他们和成年流浪者在一起。
（高见/图）
父亲也是流浪者
46%的流浪儿童是留守儿童或流动人口子女。
流浪4年了，夏雨已不记得父亲夏美华的模样。他并不记恨那个永远佝偻着腰、皱着眉头的父亲：“他只是想着赚钱，最后成了我一样的可怜虫。”
1998年，夏雨出生在毕节海子街镇鸭子塘乡。出生伊始，贫穷就给父子俩打上了耻辱的烙印：母亲还没等领到结婚证，也尚未等到孩子满月，就独自逃离了这个山高坡陡、土地荒芜的破败乡村。
靠讨“百家奶”，夏雨长到4岁。2002年，父亲卖掉了靠树干支撑着的残破土屋，带着儿子来到了毕节市区。彼时，毕节兴起了煤矿开采的浪潮，2万多个小煤矿吸引了大批农民弃田而来。
父亲成了一家私人煤矿的司机，终日奔波在深山煤矿与遥远城市之间。两三个月回一次家。自懂事起，夏雨就是在孤独中长大。他在5岁就学会了做饭、洗衣，以及如何在10平米的出租屋里独自玩耍。
那时父亲一个月能挣一千来块钱。两年后，夏雨被送进了城里的一家私立学校，每学期学费要500元。每次父亲掏出学费给儿子，总会加一句话：“要读书，老婆才不会跑。”
父亲的愿望没有实现。一次车祸让父亲摔坏了右臂，无法再扳动方向盘，也击毁了他仅存的信念和尊严。
父亲开始酗酒，用竹条殴打儿子，整日在城市游荡。一个成年流浪汉的形象，父亲像是在预演夏雨的生活。偶尔回家，丢下几百块钱，旋即消失不见。夏雨也没有再去读书。
挨饿时，他学会了捡垃圾，并熟练记住了玻璃瓶、废纸、塑料的分类方法与价格。
数年间，父子俩就像这个城市里的陌路人。直到2008年，警察找到正在屋里烧饭的夏雨，告诉他：“你爸爸跟人混，卖白粉，被抓了。”
夏雨在出租屋里待了半年，直到交不起房租，房东停了水电。10岁的他卖掉了电视、锅及所有家当，揣着几百块钱，从此流浪在毕节街头。
贫穷，也是研究者余丹反复触碰的一个关键词。他发现，作为贵州最大流浪儿童输出地的毕节，同样也是全省人口最多、经济与教育最落后的地区。
根据贵州省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毕节地区共有常住人口653万人，0至14岁人口为202万人，均高居全省之首。而按照年人均收入2300元的扶贫标准，毕节仍还有贫困人口250万人，占全省贫困人口的21.76%。
毕节地区11.26%的文盲率，也同样是全省最高。
管理者余洋也认为，因贫穷而产生的无力与无知，是儿童被忽视乃至虐待的直接原因。无论是在田头劳作，或是在城市打工，这些负担沉重的父母丧失了照料子女的能力及意识，最终使缺乏约束的孩子步入混乱街头。
余丹在调查中也发现，毕节2010年外出务工人员达到150万人，46%的流浪儿童是留守儿童或流动人口子女。
2012年11月21日，贵阳街头的流浪儿童。当天，该市民政部门对流浪儿童展开专项搜救。
流浪中的温暖
夏雨曾发烧到40度，是四五个小伙伴每天给他送饭，到街头讨钱，背着他去看病。
流浪两年后，夏雨选择在洪山路落脚，搭起了窝棚。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他可以和街边闹市的流浪儿童交朋友；第二，不远处有所永红学校，他可以和这所私立学校的农民工子女交朋友。夏雨很不愿将流浪与“心酸”、“悲惨”完全画上等号。很多时候，流浪就像一场奇幻之旅，“在街上，才觉得自由。我喜欢吃街上的饭”。
夏雨曾发烧到40度，是4、5个小伙伴每天给他送饭，到街头讨钱，背着他去看病。他们也曾结成联盟，保护一个60岁的老爷爷免受欺负。老爷爷则将讨来的饭菜作为回馈。
伙伴们也会积攒一笔钱，坐6个小时的车到威宁，去看群鸟齐飞的草海。
街头是这群流浪少年最好的课堂，夏雨慢慢窥见了世界的规则与暖冷。在银行、酒店、商场，意味着被驱逐与歧视；而洪山路每个月拿低保、靠卖零食为生的老奶奶，却给了他最厚实和干净的两床被子。
水果市场里老实心软的商贩，则给了他工作的机会，“还会偷偷往我包里多塞钱”。
夏雨甚至发现：随着毕节市区越来越繁华，流浪儿童也随之增多，“因为打工的人多了，不管孩子的父母多了，可以讨钱的地方也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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