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你在药案中的言论给你带来很多麻烦，当时想到过吗？
张显：完全想不到。我做的是正义的事情，怎么会被指责呢？
新京报：如果重新代理此案，你还会这样说话吗？
张显：我说话会更理性，更严谨。但是人本性难移，我仍然要说过激的话。因为我是有感情的人不是神。而且我认为，微博发言不能温和，因为那代表我的立场，立场一定要坚决。
新京报：你的立场是什么？
张显：我的立场就是死者家属的立场，那就是该判死刑的一定要判死刑，哪怕一分钱的赔偿都得不到。
新京报：你们表示放弃赔偿，也是为了能保障死刑判决吗？
张显：是的。用金钱换谅解只是针对富人的脱责条款，富人杀了人可以用金钱换谅解，那么穷人杀了人怎么办？没有钱赔偿，无法得到谅解，就只能去死吗？我认为这种区别对待是不公平的。我非常反对金钱玷污法律。我要说明，我现在说的富人并不指向药庆卫，免得他又要去告我。
新京报：一般来说，你代理的刑事诉讼同时附带民事诉讼，为被害人争取补偿也非常重要。
张显：你错了。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求死刑。我非常厌恶拿钱谈谅解，人命能谅解吗？而且，这种“谅解”的法律制度设计是非常不公正的。所以我们放弃药家的赔偿。
新京报：但是，在你们不谅解的情况下，王辉（张妙的丈夫）在药家鑫最终判处死刑前就已得到了捐款。
张显：所以，这也是我反对的。我一直说捐款在死刑执行后再捐，在最终判决前捐款，这会影响王辉的决定，也是对药家鑫的不公平。这是金钱从另一方面玷污法律。但是，捐款的都是好心人。
新京报：你认为合理的解决方式是什么？
张显：设立国家赔偿机制，或由一个基金会来对受害者补偿，不要让金钱阻碍受害者向犯罪者追究责任。
“如果舆论影响司法，那就太可怕了”
新京报：你认为的“正义”是什么？
张显：在药案中，就是判处药家鑫死刑立即执行。
新京报：为什么？
张显：我们这个社会，人们太漠视生命了。药家鑫就是其中的极端，只有判处他死刑，才能给青年人以警示。如果我们不判药家鑫死刑，更多的人会漠视生命，我们都会是下一个张妙。
新京报：在你看来“正义”有没有什么标准？
张显：第一，要不受外界影响，不折不扣依照和执行法律；第二，人民群众一定要满意。
新京报：在药案中，你也说过通过舆论影响司法？
张显：不是的。在药案中，舆论是监督司法，而非影响。如果舆论影响了司法，那就太可怕了。我们国家司法独立，不能容许舆论影响。但监督是必须的。
新京报：你认为“监督”该如何界定呢？
张显：我“监督”的都是司法系统中的个体，把他们一些我认为不正常的做法发到网上，就相当于放在阳光下让人们监督。
“张显的出现是时代的悲哀”
新京报：你觉得代理的药案成功吗？
张显：药案是成功的，正义被维护，社会效果、法律效果都非常好。但这不是我的功劳，也不是我利用“舆论”影响司法的结果，而是司法机关依法审判的结果。
新京报：你认为舆论监督司法能否复制？并非各地都能有张显这样的人发动舆论监督司法。
张显：药案之后，这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因为太多的人找到我，要我帮他们维护正义，希望我帮他们讨个说法，但我没有这个精力和能力去帮助每一个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地渺小。
所以，我近来也在反思，张显的出现和做法是这个时代的悲哀。
新京报：为什么这么讲？
张显：因为在真正的法治社会，发生张妙被害的案子，张显是不需要出现的。人们各司其职，张显只需要搞好科研和教学，律师和司法机关会帮王辉维护正义。律师不需要激情鼓动舆论，就可以让司法机关重视他们的辩护。
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无论王辉还是张显，都信任司法机关的判决，相信他们能够维护正义。
当下，张显越来越多是好事，但将来，张显越来越少才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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