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里转了一天，没发出几根烟”
王子群与妻子，这对孤寂而落寞的农民工夫妻背影，并不是这个城市的孤本。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已经达到24223万人，其中外出务工农民工15335万人。
“不说别的地方，在我们老家(河南周口)，男人几乎都是要出去打工的，女的这些年出去的也很多了。”
前一阵，王子群回老家。兜里揣了一盒烟，在村里走了一天，到晚上回来一数，没发出几根烟去。
为什么？因为男人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孩子、妇女不抽烟。
在王子群老家人看来，村里哪户人家的男人要是没出去，估计就该是有毛病了。
这种判断，在农村，有时候真是挺准。
王子群老家有户人家，年轻的儿子外出打工赚了几年钱。突然，这儿子赋闲在家了。
“哪能无缘无故就不出去了？”村里人一打听才知道，这儿子得了病，就是村里电线杆子上经常贴的那种——花柳病。
王子群把这些都写进了《临时夫妻》。
小说中，全喜的牌友都是些留守妇女，春梅、月如、巧玲……因为她们的男人都外出打工了。
在王子群老家，非年非节的，一个男人要想打牌，走遍全村也揪不出来一桌的男人。只剩下留守的妇女能陪你打。
只剩老人、妇女、孩子留守的村里，也容易出事。前几年，王子群回老家，聊起老家的事。
听说，老家那边有些留守妇女，因为老公外出打工，长期不回家，自己耐不住寂寞红杏出墙了。周边村子也有类似事情发生。
小说中，红麦外出打工，全喜与村里的留守女人单独相处时，会面红心跳。
按照传统道德，这些行为都是可耻的。“但是往更深一层想，一个人，孤独寂寞地撑起一个家，这些女人心里也很苦。”
王子群说，他就是想说说农民工的这种精神诉求。
“农民工现在越来越被关注了，但受关注的大都是一些外在东西，比如劳动条件、报酬什么的，这些是大家都能看到的东西。可还有一些深层次的东西，心灵上的、精神上的这些东西，它是更高层次的，就没人关注了。”
“什么苦都可以受，唯有相思受不了”
11月6日，厦门市湖里区蔡塘村，一个农民工翻着报纸，笑嘻嘻地跟另一个农民工开玩笑，“老周，这里有富婆征婚咧，还是个美女，你去试一下嘛。”
被称为老周的人撇撇嘴，一把抢过报纸撕成两半，扬长而去。他的身后，留下一串笑声。
蔡塘村，这个南北不到300米、东西不足500米的村子，因为紧挨厦门二期软件园，聚集了两三万形形色色的农民工。
王子群就住在这里。
“一到下午下班，这里全是农民工，摩肩接踵，比我们老家镇上赶集时还热闹，走在路上都要侧着身。”王子群说。
沿着一条窄巷进去，随处可见路边乱摆的牌桌，五层高的破旧筒子楼，每层被隔成七间铁门紧锁的出租屋。“这个楼上，住了一半光棍，卫生条件不太好。”王子群有点不好意思。
他住在四层，沿着楼梯上去，楼道里随处摆着换下来的鞋袜，一股恶臭味。
王子群住着一间20多平方米的房间，房租不足300元。屋里，除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和电风扇，再无任何家电。
与人们常见的大多数农民工相比，王子群无疑属于“另类”。
他长相白净斯文，说起话来尽量文绉绉的，像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读书人。与其他农民工下了班打牌喝酒逗乐子不同，他打工之外的时间，大都泡在各个文学网站上舞文弄墨。
这些年，王子群在水泥厂扛过包，到建筑队干过钢筋工和瓦工，甚至还当过厨师、炼过锌，都是又脏又累的活。
“看他们喝酒、打牌很开心，其实都是表象，他们心里很压抑。”王子群深有体会。
听到记者与王子群的聊天内容，旁边几个农民工偷笑起来。
“你问这做啥子？”一位四川籍民工尴尬地笑着，但又忍不住打听。
端着一碗最常见的炖白菜，农民工小张终于凑了上来，他是人群中唯一一个听到“性”话题后没有讪笑着离开的人。
“每次上街，遇到美女也会多看几眼，想打招呼，又怕人家误会。”小张笑得很羞涩：“但家里老人要养，孩子要上学，作为男人，应该什么都可以忍，但我们的忍有没有极限？忍一天？忍十天？还是忍一年？忍十年？夫妻一年见不了几面，几个男人有这样的定力？什么苦都可以受，唯有相思受不了！”
广州市总工会近日发布了一份《广州市农民工幸福感调研报告》，这份调研报告意外发现，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第一要素，不再是传统的经济因素，而是变成了夫妻团聚等家庭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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