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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回头去想象当时的情境。一个家在面临危机的时候，家中的成员会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捐弃前嫌，设法化解危难。
那时候，我们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要救助贝安加。
在广州军医院工作的母亲，贝安加眼中那个破坏她婚姻的护士，父亲的“妾室”，还到博济医院的病房去为贝安加检查身体，安慰她。
贝安加在她的书中，对此做了这样一段描述：
“你好吗，贝安加?”这个女人第二天早上来到我的新囚室时，先开口打招呼。我立刻就认出她，虽然我只见过她一次，在四年前。那是谭在都匀的部队中那个护士——他的小妾。
“我名叫梅，”她说，声调柔软而紧张，“我给你带了些你可能需要的东西。”
这次会面对我来说也很尴尬。虽然如此，我怎能排拒她呢?战争将她摆布到一个处境，跟谭牵扯在一起。现在看起来仿佛是在另一个世间发生的。
梅在桌子上放了几包东西，她解释说，“我给你带了些内衣，几件衣服，一点吃的东西，一些盥洗用品，都是我能够找到的。”
坐在我的床边上，我谢谢她，请她在椅子上坐。
她害羞地说，“谭告诉我他们把你关进一个可怕的地方。”
“现在好多了，”我回答，想要显得愉快些，“他们把我搬来这里。”
又是另一阵尴尬的沉默，她开口打破了沉默：“我知道你是天主教徒，我想也许你会想要这个。”她伸手到皮包里，拿出一小本祈祷经文。我谢过她，我见到她的眼神里有点不安。梅试探地说：“你知道，我是一个护士，你愿意让我给你做个检查吗?”她把了我的脉搏，然后检查了我的眼睛、耳朵、喉咙。她说她不想让我担心，但她认为我需要看医生，她会在她服务的军医院中请一位医生过来。
在她来看我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聊些琐碎事。我为了让自己摆脱我们见面的奇异气氛，还试穿了一件她带来的衣服，把我一直在穿的军用服装折叠起来。
“穿着那些男人的衣服，我看起来一定很可笑。”我说。
“那件绿色的女装你穿最合适，”她说，“它把你眼睛的翡翠色带出来了。”
最后，我再也无法回避，问了她同眼前真正难题有关的一些问题。生命太短暂，不能花在无谓的话家常上。“梅，”我几乎是脱口而出，“你同谭在一起快乐吗?”她点头，低声地说：“我爱他。”我继续追问：“你们有小孩吗?”
“一个小男孩，不久我就要有另一个孩子。”梅顿了一顿。“谭知道你已经再婚了，他也了解你为什么会那样做。”
我咽下一口气，问出最困难的问题：“他会跟你结婚吗?”
我承认，当我听到谭从未向她求婚时，觉得有点宽心，虽然梅一定是希望他会的。
她说：“做一个妻子是一回事，但做一个妾又是另一回事。一个人想要有多少妾，就能有多少。”她突然沉湎在忧伤的思绪里。“贝安加，你知道吗?当男人死去时，他们通常要求小妾也去死，这样可以陪葬在她们的男人身边，妻子则留下来照顾她的孩子和其他人的孩子。”她叹了口气，“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是的，”我回应，哀伤而宽恕地对她微笑，“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这应该是我母亲唯一一次和贝安加单独在一起的情况。
我父亲后来去看贝安加时，送给她一瓶她喜欢的薰衣草味的香水，还滴了几滴，涂在她手腕上。“梅告诉我，你身体非常虚弱。”
贝安加深情地望着他说，“谭，正如你所说的，我一定会好起来的。”她感激地向我父亲表达梅对她的亲切照料。
我父亲已同上海的修道院联络上，修女告诉他，在住宿学校读书的孩子都安然无恙。他也寄了钱去支付学杂费。但我父亲带给贝安加的坏消息是，政府对她的指控非常严重，特别是间谍和叛国罪。他不知道那是真还是假，他也不知道贝安加是否真的在上海做了他们控诉的那些事，但他一定会尽力为她辩护。我父亲已经通知了贝安加在意大利的母亲，他希望贝安加尽快采取行动，要她的父母要求意大利大使馆和梵蒂冈介入。
贝安加担心她可能被判死刑。为了求生，她想到如果她此时怀孕，可能逃过一死。在博济医院的病房内，父亲也成全了她的计划。至于她在自传《鸦片茶》中描述的旧情复燃，炙热而缱绻缠绵的情爱，令她意识到两人的独特爱情从未消逝。我可以理解当时他们是处于如何的生死离别，爱恨交织的感情纠结中。
显而易见的，母亲对贝安加的同情出自于内心的愧疚，和对父亲的怜爱，对自己丈夫如此牵挂贝安加生死的焦虑。如果狱中产子，可以救得贝安加的生命，母亲必然同意父亲的决定。
当时，在父亲忙碌的生涯中，一方面要派工兵连去修筑公墓，又要到博济医院去营救贝安加。如果一切都能在默默中平静顺利地完成，对于父亲是很重要的。到底贝安加是他的合法妻子，他孩子的母亲。贝安加的所作所为，的确让父亲难过，且大大伤害了父亲的尊严。这或许是她痛恨父亲背叛后的报复。可是，代价未免大了些。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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