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国军妻子:被孙立人特赦的女伯爵间谍(组图)

　　谭展超与何懿娴之女。 广东新会人，一九四七年出生于沈阳。 旅美艺术家，专精绘画与陶艺。

　　前言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刚落幕，年轻貌美的意大利女伯爵贝安加在广州遭捕，罪名是“协助日本之外籍嫌疑犯”。这个轰动一时的女间谍是新一军(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一军)上校谭展超的元配，新一军军长孙立人特写公函，说明贝安加“尚属善良”。 被宣判无罪的贝安加，以为谭展超已在国共内战中阵亡，带着四个孩子黯然返欧，后据其在华经历写成畅销十几国的小说《鸦片茶》。随着国民党在中国节节败退，一九四八年，谭展超带着第二个太太何懿娴与儿女来台，两个谭家自此离散近五十年，直到一九九三年东半球谭家子女与贝安加相见，九个月后，贝安加辞世。 谭家人平凡的家族历史中，纠缠着许多动荡而传奇的民国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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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五年下半年，也就是我父亲在广州依照孙立人将军交代的任务，每天派出一个工兵连押解六百名日本战俘到白云山麓去修筑新一军公墓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军旅生涯中最令他难堪窘迫的事。

　　贝安加在广州出现了，但她却被当作间谍抓了起来。这个消息突如其来，可说完全出乎我父亲的意料之外。

　　把时间拉回到一九九三年，贝安加当时到我位于纽约郊区阿兹(Ardsley)的家中。我知道她在自传《鸦片茶》中提到，她被关在牢里时，我父亲曾积极出力营救。我好奇地问她，父亲的长官孙将军有没有运用他的影响力来帮助呢?她说她并不清楚，但按当时的情况来看，她推测应该是有的。

　　贝安加的推测显然是正确的。

　　那个时期，许多活动都密集发生在广州一个叫沙面的地方。在日本投降前，沙面是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部所在地。日本宣布投降后，沙面是新一军受降部队在广州登岸的地点，也是新一军指挥部所在地。而在同一时期，沙面又是美国在广州的战略情报署(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简称OSS，CIA前身)办事处所在地(中文简称广州特业处)。

　　事实上，贝安加出事时，与贝安加同居的法国维希政府驻广州的领事西门，即刻赶到沙面的新一军总部，面告我父亲这个坏消息。我父亲是孙立人将军的部属，他立刻就将此紧急情况向长官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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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安加被美方扣押，是因有间谍嫌疑，她还被指为替法国维希政府从事情报工作。我父亲担心这个案子拖下去会变成悬案，“若无间谍实证，实不忍其久居囹圄”，所以他祈望他的长官转求当时兼任广州保安司令的张发奎将军，“从速办理”。

　　父亲还在汇报中略述了贝安加与他在意大利结婚以来，在贵州等地居住，后返回香港，继而被迫迁居上海的一段经历，以及她听闻我父亲在战争中被日人杀害的误传和她无法维持生活的窘境。这段时间，她几次从上海到广州，试图证实我父亲的死讯。日本投降后，她乘美国运输机前来广州寻夫，却因间谍嫌疑而被捕。她留在上海的儿女，也因此“乏人照料，嗷嗷待哺，一旦饥寒疾病，难免有夭折之虞”。

　　贝安加与4个孩子

　　贝安加是被美国OSS情报人员菲洛尔上尉(F.T. Farrell)和葛雷中尉(Marvin M. Gray)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中旬逮捕的。关押侦讯期间，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在第一时间就展开了营救行动。葛雷中尉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将他的初步调查报告送达广州行营的第二天，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将军就收到了孙立人递送的一份正式公函。

　　孙将军在这份“新一军司令部报告”中表明，当年他在都匀见到的贝安加，与谭展超结婚多年，而且生男育女，“尚属善良”。既然她是中国人的妻子，而嫌疑犯罪和拘押审讯的地点都在广州，依法应交由我国的审判机关审理。孙立人请张发奎与广州的OSS洽商，将贝安加引渡到广州行营审讯。

　　由于与谭展超的婚姻关系，贝安加依法拥有中国国籍。

　　贝安加在《鸦片茶》中，曾描述了广州战犯拘留所的恐怖情状：昏暗的牢房，臭味四溢，老鼠在身上爬过。她说在我父亲的坚持要求下，战犯拘留所三天后把她移到另一个地方，一个二楼边间的单独囚室，明亮又有窗户，也不必戴手铐。

　　“除了我父亲出力，你自己做了什么?”贝安加一九九三年在我纽约家中时，我这样问她。

　　“I made a lot of noise.(我不停地吵闹)”她回答。

　　根据广东省档案馆的资料，当时“不停地吵闹”以致身心崩溃的贝安加，被当作“神经错乱”的病患，由广州保安司令部参议徐有录和新一军高参谭展超保释。送去的不是另一间明亮有窗户的二楼单独囚室，而是广州博济医院的病房。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