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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间谍”袁殊曾效力中共14年 后入狱20载(图)

www.sinoca.com 2016-02-13  北京日报


  《文艺新闻》

  在新闻史学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丁淦林眼中,袁殊同样是一个打满了问号的历史人物。与曾龙不同的是,丁淦林第一次看到袁殊这个名字,是因为其新闻学研究。

  那是上世纪50年代中叶,丁淦林还是复旦大学的一名年轻学子。读到袁殊的《记者道》一书时,丁淦林记住了这个把Journalism译成“集纳主义”的作者“袁殊”。后来,他知道了袁殊曾“转行”做地下情报工作,但他搞不明白这个从新闻事业“转行”的人最后为什么成了“汉奸”。几十年后的1984年5月14日,丁淦林偶然看到《解放日报》报道“恽逸群同志骨灰盒覆盖党旗仪式在南京举行”时,提及恽逸群“生前好友袁殊也献了花圈”,这才知道袁殊尚健在。随后,丁淦林很快打听到袁殊在北京工作,并托人对他进行了访谈。

  一天半的访谈中,袁殊谈得最多的,不是他堪称传奇的情报工作,而是1931年创办的四开周刊小报《文艺新闻》。他告诉丁淦林,当年上海的报纸很多都被外国势力控制,中国报界情况更糟,记者要么与青帮有染,要么是为资本家办事儿。他想创办一张以新闻为中心的自己的报纸,当一名职业记者,既作为事业,也是生活的依靠。于是,妻子马景星回娘家筹集了500块钱创刊经费,袁殊自己当总编辑,找了朋友翁从六负责印刷和发行,租了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作为编辑部……就这样,1931年3月16日,《文艺新闻》出版发行了。

  袁殊创办《文艺新闻》,最初标榜的是“集纳主义”,以中立公正有闻必录的面貌出现,但实际上却为“左联”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茅盾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的回忆文章直接称它为“‘左联’领导的一个外围刊物”。其中最为左翼文化界称道的,莫过于袁殊策划的关于揭露国民党秘密杀害“左联五作家”的系列报道。

  那时正是上海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左联五作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殷夫,以及其他18名革命志士于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统治者杀害。国民党政府如此肆无忌惮地大批杀害青年作家和革命志士,但由于消息被封锁,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人们都不知道五作家蒙难的情况。

  彼时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直接找到袁殊问: “各报刊杂志均不登载五烈士遇害的事,《文艺新闻》敢不敢登,能不能登?”袁殊慨然应允。不过,报道一旦被国民党政府抓到把柄,无论是他和《文艺新闻》,还是提供消息的冯雪峰,都将面临极大的风险。再三斟酌后,袁殊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请冯雪峰以读者来信的名义化名询问五作家下落,再以另一封读者来信透露五作家蒙难的消息。

  果然,第三期《文艺新闻》头版上,一封标题为《在地狱或人间的作家》的读者来信赫然见报。随后,第五期《文艺新闻》头版以《呜呼,死者已矣》为题,发表了冯雪峰转来的两封信《作家在地狱》和《青年作家的死》,进一步告诉读者,五作家已被“枪毙”了,“这是千真万确的消息”。第六期登载了五位作家的遗照,第十二期、第十三期则分别发表了回忆胡也频、殷夫等人的纪念文章。这些照片和文章,自然都是由冯雪峰提供。系列文章登出后,激起了群众对国民党当局的痛恨,真正的读者来信纷至沓来,袁殊又继续登载。

  报道引起了舆论界的广泛关注,《文艺新闻》也在上海的诸多报刊中逐渐有了一席之地:坚持出版了60期,成为“左联所有刊物中寿命最长的一个刊物”。而据袁殊对丁淦林的回忆,《文艺新闻》最初发行3000份,以后升到5000份,最后高达10000份,经济方面已完全独立。

  正是因为这张报纸,袁殊进入了左翼文化界的圈子。夏衍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有这样一段记录:“在当初那种形势下,他(袁殊)虽然没有向我表示他的政治身份,却明白地表示,他愿为左联效力……他就用这口号‘客观’地报道了‘左联’关于五烈士牺牲的宣言……”1931年6月,在潘梓年的介绍下,袁殊加入了“中国文化总同盟”,并代表新闻界当选为五人常委之一。事实上,当时的《文艺新闻》编辑部,私下已经成了党和进步文化人士约见谈话的可靠地点,除了夏衍、潘梓年和冯雪峰等人外,丁玲也常去约见进步人士。

  在《文艺新闻》之外,袁殊还首次提出了“报告文学”的中文译名并作了定义,从理论上对报告文学进行了卓有见解的系统论述。他常应邀去大学演讲,当时的讲话和文章在1932年汇编成《学校新闻讲话》一书。此外,他留下的新闻学著作还包括《记者道》等。他的剧作《工厂夜景》,则被郁达夫称为是一部可与高尔基的《夜店》相媲美的力作。

  如果不是后来的一次谈话,袁殊的名字或许将留在中国文学或新闻学的历史中。

  “灰色小市民”

  改变袁殊命运的这场谈话,发生在1931年10月的一天。那天,按照潘梓年的通知,袁殊准时到达了上海静安寺爱文义路路口的一家咖啡店。中午时分的咖啡店很安静,除了白俄女招待外,只有角落的一张桌子旁坐着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潘梓年的堂弟潘汉年,中共情报战线、统战工作的传奇人物,同时也是左翼文化运动创始人、领导者之一。另一人袁殊从未见过。

  寒暄过后,潘汉年对袁殊说:“你要加入前卫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我们认为你的愿望可以实现了。”简单的一句话,没有党旗,没有宣誓,袁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潘汉年接下来的话,无意中成了袁殊一生的命运转折点。他告诉袁殊,“你加入的是秘密前卫组织,普通的组织成员是不知道你的身份的。”

  所谓的“秘密前卫组织”,就是中共中央最高保卫机关中央特科。原来,在办《文艺新闻》的过程中,袁殊的思想越来越左倾,此前他已经向夏衍表示过“希望在政治上提高一步”。而当年的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导致原中央特科必须彻底改组。5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新的中央特科机构迅速重建,潘汉年担任二科即情报科科长,负责搜集情报、侦察敌情以及反间谍工作。由于原中央特科的很多骨干都不能继续留在上海工作,新上任的潘汉年急需将残破的情报网络重建起来。这时,夏衍口中“既能写又能搞社会活动”的袁殊就进入了他的视野。

  潘汉年给袁殊介绍了今后负责与他单线联系的王子春,就是在座的袁殊从未见过的那个人。

  因为《文艺新闻》的左倾色彩很浓,袁殊的政治立场也很容易被人猜到。为了隐蔽身份,他被要求慢慢褪掉红色,褪掉“左的颜色”,变成一个“灰色小市民”。他的任务,是向国民党中上层靠拢,利用合法身份打进敌人心脏,为党获取战略情报。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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