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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间谍”袁殊曾效力中共14年 后入狱20载(图)

www.sinoca.com 2016-02-13  北京日报


  他是日本“岩井公馆”的情报员,也曾被国民党军统记大功,他担任过汪伪政权要职,一度还成为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秘密情报员。而他最真实的身份却是一名从事地下情报工作14年的中共特别党员,中共建政后,他因卷入潘汉年案系狱20载,他叫袁殊。

  本文摘自2015年12月29日《北京日报》,作者杨丽娟,原题为《五重间谍——历史上真实的“伪装者”袁殊》。

1939年秋,袁殊摄于上海

  “伪装着自己的身份,隐藏着自己的姓名,做着光明又黑暗的事情。”这是热播电视剧《伪装者》中明楼的写照。在电视剧外,一位真实存在且比明楼更加传奇的“伪装者”,逐渐浮出历史的水面,被人们关注。

  他是日方“岩井公馆”的情报员,也曾被国民党军统记大功,他担任过汪伪政权要职,一度还成为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秘密情报员。而他最真实的身份却是一名从事地下情报工作14年的中共特别党员,他叫袁殊。

  如果没有选择地下情报工作,他很可能成为一位单纯的文人、学者,留名文学史或新闻史。选择地下情报工作,他留下了“五重间谍”的传奇身份,也经历了一生命运的坎坷曲折。抗战结束回归解放区时,就有人说他是 “汉奸”;新中国成立后,因卷入潘汉年案系狱20载,直到1982年才获得平反;就连他的子女,都曾对他的政治面目疑虑重重。

  《中共党史人物传》专章讲述了袁殊的生平事迹,肯定袁殊“不顾个人毁誉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使命”。

  父亲是个“谜”

  1977年5月,北京火车站,自武汉北上的列车里,只剩下一位老者还没下车,他透过车窗向外张望着。站台上,一名中年男子已经等得有点着急,他猛然看到了老者,两人的目光相遇了。

  “你是从武汉来的……”

  “你是曾龙!”

  被叫作曾龙的中年男子,看着眼前阔别22年之久的父亲袁殊,甚至叫不出“爸爸”两个字。多年后,回忆起第一次回京探亲的父亲,曾龙在《我的父亲袁殊》一书中写道:“站在我面前的这位老者,苍老、瘦弱、矮小,两颊深深地陷了下去……他和我记忆中的父亲完全判若两人。”

  从子女身边消失了22年的袁殊,终于归来了。曾龙却说:“这是悲欢杂混的父归。”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袁殊的身份是一个长达20多年未能解开的谜。他回来了,“谜”还未得解。

  在曾龙儿时的记忆里,父亲名叫曾达斋,是一个革命军人。直到1955年上半年的一个星期六下午,他和往常一样从学校回家,却被家人告知:父亲因反革命嫌疑和特嫌而被拘留审查,现尚未定性。当年不满11岁的曾龙对此似懂非懂,茫然无措。此后很多年,他都不知父亲关押何处、定了什么罪、判了多少年刑。

  这样的家庭变故,给曾龙带来的直接麻烦是填表问题。小学毕业时,他托词父亲出差把登记表交给班主任处理。1961年,曾龙高中毕业面临考大学,出身问题无法再回避。他只好写信给当时已与父亲离婚、在上海工作的母亲,询问父亲的政治情况。母亲的回信非常简单。就是从这封仅一页的回信中,曾龙才第一次了解名为袁殊而非曾达斋的父亲:早年参加过军统、做过区伪教育厅长、1945年到解放区等。这份履历,让曾龙眼中的父亲更加神秘:解放后在军队系统工作的父亲曾达斋,与当过“汉奸”“特务”的袁殊,怎么可能是一个人?

  年岁渐长,曾龙逐渐从奶奶口中了解了袁殊更多的身世。

  袁殊,本名袁学易,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今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由于家庭经济困窘,袁殊幼年即随母亲到上海投靠亲戚谋生,12岁时被送进一家印刷厂做学徒工。少年袁殊虽然贫困,但后来机缘巧合得以免费进入上海立达学园读书。大革命时期,他参加了北伐军,但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使他悲愤不已,随即离开部队到上海参加进步文化活动。乱世之中,几经周折,袁殊最终和第一任妻子马景星东渡日本留学,攻读新闻学。回国后,袁殊创办了《文艺新闻》,并与左翼文学界关系逐渐密切起来。而后,便是曾龙看到的履历表上的一串经历。

  曾龙后来说,袁殊留日一年多,有三个收获。第一、他初步掌握了日语;第二、他研读了新闻学;第三、他从理论上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留日时的袁殊肯定想不到,这些“收获”都成了他日后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助力。

  而逐渐勾勒出父亲人生轨迹的曾龙,当年更是无法理解,袁殊到底是怎样完成“左翼文化人——国民党特务——汉奸——革命军人”的身份切换?他到底是“落水”的“汉奸文人”,还是不惜个人荣辱的地下革命战士?

  父亲无声无息地消失了20多年,曾龙本以为,这样的疑惑将永远无法得到解答,没想到,1977年,袁殊突然回京探亲了。

  原来,1955年袁殊被捕后,拘留审查了10年,1965年被判刑12年;1967年期满,正值“文革”,再度被押8年;1975年期满,又被解送到湖北武汉大军山少管所劳动改造“就业”。此后几年,袁殊才开始与北京的子女通信联系、回京探亲。

  袁殊第一次回京探亲,就先让子女们传阅了1965年军事法庭的判决书。而后,他才开始解释:“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我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接受了党的指示才干的……”曾龙回忆,在以后的几年中,袁殊逐条对他解释了判决书的内容,谈了许多往事。但无论谈什么,凡涉及到现实仍有保密性的人和事,他都绝口不提。尽管如此,曾龙“对父亲的问题始终抱着等待观望的态度”。直到1982年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撤销1965年判决,宣告袁殊无罪,曾龙心中关于父亲身份的谜团才终于解开。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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