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随军作家格罗斯曼记述了一个年轻母亲的故事：“她在一家农舍不停地被人强奸，她的亲戚都来恳求士兵们让她休息一下给孩子哺乳，因为她的孩子一直在哭。这一切都发生在指挥部附近，而那些视而不见的军官们本应负责维持好纪律。”（安东尼·比弗：《攻克柏林》，海南出版社，2008年1月，第54页）甚至，连德国的共产主义者也未能幸免。那些左翼派别的德共人员，走出来欢迎占领威丁区的苏军部队指挥官，并出示自己隐藏多年的“党员证”：“他们主动让自己的妻女来帮助苏军洗衣服做饭。不过，据一名法国战俘称，这支部队的军官们就在‘当天晚上’强奸了她们。”（同前，第290页）
更加令人震惊的是，苏联红军连自己的同胞也不放过。许多被纳粹抓到德国的苏联妇女，终于盼来了解放她们的红军，可是，红军却像强奸德国妇女一样粗暴地强奸了她们：“这些妇女感到恐惧、沮丧和极度的不满，其中一名叫玛利亚·沙波瓦尔的人说：‘我整日整夜地盼望红军的到来，我在等待解放，而现在我们的士兵对我们比德国人还差，我真的不想再活下去了。’另一个名叫克拉夫杰伊马·拉先科的妇女说道：‘和德国人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是艰难的，而现在我一样感到很痛苦。这不是解放，他们对我们太差了，不停地在我们身上做着可怕的事情。’”（安东尼·比弗：《攻克柏林》，海南出版社2008年1月，第87页）出生于 1926年的19岁的叶娃·施图尔的父亲和两个兄弟，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就参加了红军，可是，当她哭着告诉一个高级军官她的父兄也在红军里的时候，却遭到了他的毒打和强奸。这让她痛不欲生。（同前，第88页）
二
苏军在盟友国家也同样进行严重的抢劫、强奸和滥杀女性的犯罪。
1944年秋天，苏联红军进入南斯拉夫，解放了贝尔格莱德，随即就发生了“成批的红军战士危害南斯拉夫公民和军人的严重违法乱纪的行为，这些严重的事件为数之多，使南斯拉夫新政府和共产党不能不视其为政治问题”，而几乎同时进入南斯拉夫的英国军队，则“没有那种违法乱纪的行为”。为了遏制这种野蛮的行为，铁托“用非常和缓的、很有礼貌的形式”向苏联的军事代表科尔涅也夫说明了事情的真相，然而，科尔涅也夫却“用粗暴和侮辱的方式表示拒绝”，大喊大叫地说： “我代表苏联政府抗议对红军的这种造谣和中伤……”（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第66～67页）事实上，根据南斯拉夫公民的反映，苏联红军进来没多久，“共发生了一百二十一起强奸行为，其中有一百一十一起是强奸后还杀了人，此外，还有一千二百零四起抢劫并伤人事件发生。”（同前，第68页）时为南共领导人的米洛凡·吉拉斯激愤地说：“我当时所处的地位，我不能对强奸我国的妇女（而且我从来把这些行为看成是最卑鄙的罪行之一），侮辱我们的战士和抢劫我们的财产无动于衷，保持沉默。”他因此被苏联代表诬蔑为“托派”。1944—1945年冬天，吉拉斯随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来到了莫斯科。在招待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宴会上，斯大林发飙了。他颟顸而失态地数落了吉拉斯一通：“他泪痕满面地喊道：‘这样的军队却受到了吉拉斯的辱骂！这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之外！我是如此热情地接待了他！我们的军队为了你们不惜流血牺牲！吉拉斯本人是作家，可是他是否了解什么叫人的痛苦和人的感情？难道他能了解一个经过几千公里浴血战斗的战士的心吗？如果这样的战士和妇女逛一逛，或者拿走了某一件小东西，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不断地举杯，奉承一些人，和另一些人开玩笑，和第三种人寻开心，嘲笑他们一下;他和我的妻子接吻，因为她是塞尔维亚人。然后，他又为红军所受的艰难困苦得不到南斯拉夫人的感激而流了泪。……他很少或根本就没有提到党、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但过多地提到斯拉夫人、斯拉夫民族、苏联人同南斯拉夫人的联系，最后还是回到红军的英雄主义、苦难和自我牺牲的精神的话题上来。”（同前，第73页）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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