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鬼子血统只能吃杂粮难娶妻
儿子罗善学的身世,韦绍兰从未向他讲明。
因血缘引发的歧视,让罗善学最终起了疑心:父亲和弟弟妹妹吃大米,他吃杂粮。小伙伴与他起了争执,会追着叫他“日本仔”。就连弟弟也会在吵架时这样喊他。
为什么自己被叫“日本仔”?罗善学问母亲,韦绍兰并不回答,只是哭泣。终于,他在一次父母的争吵中听到,自己不是父亲“田里的苗”。
恰巧学校组织看电影。通过荧幕,罗善学第一次看到了侵华日军的形象及其暴行。对身世和命运的无力感,让他仰天流泪,“看上面的天,高啊,苦啊。”
窘困的家庭和特殊的血统,让罗善学只念了三年书。捱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媒人给他说了六个对象,全都吹了。即便姑娘愿嫁给他,可娘家人一听他是“鬼子”后人,无不反对。罗善学也心灰意冷,至今未婚:“老了,过时了。”
如今,守在韦绍兰身边的只有罗善学。女儿已经嫁人,小儿子则因认为母亲赴日获得巨额赔偿而不肯将钱分给后人而产生矛盾。
在罗善学看来,弟弟俨然已是敌人:“每次回家都跟我打架吵架。”
事实上,无论是远亲或是近邻,罗善学在与之相处时,始终有种自己是“鬼子”后人的自卑感。
正午,亲戚叫韦绍兰母子吃饭。罗善学将自家煮好的米饭盛了一大碗,端着和母亲一道赶过去。
席间亲友说笑,韦绍兰母子自顾埋头扒饭、夹菜,一言不发。罗善学偶尔抬头看一眼,又低下。一支烟的功夫,他已吃毕离去。韦绍兰托着碗,想要说些什么,可年轻人聊得兴起。没几分钟,她将空碗搁于灶台,而后离去。饭局热闹依旧,似乎无人在意他们的去留。
感谢中国养父骂日本生父畜牲
一个是赋予自己生命的生父,一个是生来歧视自己的养父。罗善学如何看待这两个命中绕不开的男人?
“我很感激养父,尽管他只让我上了三年学,让我吃杂粮,但那也没办法,那个时代苦。”罗善学说,对待养父,自己虽没读几天书,但也讲“人道主义”。
紧跟着,他激动起来,将矛头直指亲生父亲:“他没养我,我把他当畜牲,我这一辈子都是因为畜牲造成的!”
罗善学说着说着,突然提到自己曾去日本的经历,称“生父”当时装病不肯见自己,原因是“怕自己打他”。
一旁的武文斌赶紧解释,2010年罗善学母子曾在民间力量的帮助下赴日参加受害者证言活动。缺席的日方代表则被罗善学臆想成了“生父”。
事实上,他连生父的姓名都无从知晓。
如今,古稀之年的罗善学不得不计划晚年。他开始为武文斌的儿子义务放牛,以期对方在自己年老后能有所关照。他也曾依靠放牛糊口。但随着购置牛犊的本钱飙升,这条唯一的生计也被斩断。家里的土地早年曾租给别人,每年收取百斤稻谷作为田租。现今村民都进了城,无人租种的田里满是荒草,只好被他用来放牛。
韦绍兰的生活更单调,与儿子同住在丈夫留下的40年的老屋里,除过偶尔串门,大部分时间,她干瘪的身躯都窝在破旧的沙发里,日复一日。沙发边的桌下,堆着两袋子药品,用于治疗韦绍兰的风湿性心脏病和肝脏肿瘤。
除去并不稳定的社会捐款,每月230元的五保补贴、150元的养老金和一两百元的低保和高龄补贴,是母子俩唯一的生活来源,用于购买大米和药品。
韦绍兰不是没想过向日本诉讼索赔。但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介绍,因日本法院认为“个人没有权利起诉国家”等原因,所有中国慰安妇提起的对日方的诉讼全部败诉,毫无结果。
在小古告屯,母子俩的生活像部落一样冗长地继续着。清晨,鸡鸣唤醒了新的一天,罗善学在牛圈开始了又一天的周而复始:清扫、喂草。韦绍兰则无所事事地四下转悠。等到中午,罗善学会靠在门板上抽两支闷烟。在韦绍兰通常昏睡的整个午后,他则继续着喂牛、清扫和放牛,像重播的影视剧一般枯燥而又无休止。直到太阳从村西的山间落下,母子俩各自烧锅做饭,于是一天再无生气。
这就是这对慰安妇母子所拥有的东西——生活。
文并摄/丽案调查工作室
记者蒲晓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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