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留给劝降的一天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天长山要塞本就神秘,嘎丽娅劝降情节更成了一个谜,每个人都谈论嘎丽娅,唏嘘不已。流传较多的一个说法,嘎丽娅上山劝降,最终死于乱军。日军虐杀是常事。在虎头要塞,苏联红军征召了一位会日语的朝鲜人前往劝降,就被日兵一刀劈开脑门。
目前较接近现场的说法,来自苏联老红军菲多尔琴科后人的转述,绥芬河电视台曾赴俄罗斯格罗捷阔沃采访录制,但仍有存疑之处。菲多尔琴科是当事人,11日劝降无果。12日带着劝降提纲,嘎丽娅同15名战士再次上山。
临近要塞时日军要求嘎丽娅一人进入。嘎丽娅翻译给菲多尔琴科,两人简短交流,菲多尔琴科告诉她“你是善意的,是为他们好”,让她走进了日军要塞。漫长的等待中,苏联红军听到要塞里激烈争吵,野兽般嚎叫,然后一声枪响。日军向他们发起攻击。
战争相关记述中有这样的说法。日军玩弄了假投降的伎俩,待苏联红军受降时突然开火。嘎丽娅是否在类似的交火中殒命?不论当时情形如何,嘎丽娅在向日军传递和平信息时遭遇了不幸。
我们很难确认嘎丽娅最后的遭遇,真实从来超出想象。当场景定格在她走向天长山要塞门口那一刻,她当然知道那是可怖的巢穴。令人诅咒的一切是醒不来的梦魇,惟有和平来解救被战争扭曲的这一切。
一场延绵70年的寻找
苏联红军炮火中,要塞一片火海,玉石俱焚。
炮声停息时,已是15日。家人不见嘎丽娅。母亲去留守的司令部询问,只听到“先头部队已经开走,我们也不知道”的回答。
家人、亲友找遍了天长山的战场沟坎,翻过被炮震得七窍流血的尸体,也见过几名一字排开自杀的兵卒,就是没有嘎丽娅的影子。据说,在上山路边的树枝上挂着那方红色的花头巾。弟弟张树烈对着山喊嘎丽娅,空山无语。邻居们猜测着,会不会封进地堡饿死了?会不会跟部队开走了?
母亲菲涅从此每到夏天,都采天长山的花,长久地凝望。由于军方未能对嘎丽娅劝降做出书面结论,嘎丽娅被列入战争失踪人员。嘎丽娅家人连续多年向各处致函,都石沉大海。
国境对面的菲多尔琴科终老之时,家人无数次听他说“我这枚红星勋章应该是嘎丽娅的”。
历史像一站站向前的列车,接下来新中国成立、政治运动、中苏论战、改革开放、边贸重开……嘎丽娅在绥芬河老人们的口中一次次被提起。
1984年,绥芬河地方史志编辑孙伯言在一份60年代的公安档案中看到寥寥数语:“当地居民张焕新的中俄混血姑娘3次到北山劝降日军,英勇牺牲”。
一个姑娘,连同她身后恢弘的场景令孙伯言久久不能忘怀,走访中他问及老人,原来这个女孩的故事一直在绥芬河口耳相传。孙伯言像中了邪,接下来近30年不断地寻找嘎丽娅,寻找一切和她有关的片段。
嘎丽娅的家人已经离开。在“文革”中,菲涅一直陪伴着丈夫,辗转迁离。直到1980年4月,安葬了丈夫,菲涅随儿子离境,逝于乌苏里斯克。离开中国那年,菲涅的双眼已经失明,她随身带走的,是张嘎丽娅的照片。
孙伯言寻找嘎丽娅的事情传开,得到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众多热心人士的帮助。1991年“边贸热”,有位叫韩继民的人找到他,说自己在乌苏里斯克做生意时找到了嘎丽娅的家人。菲涅随身的那张嘎丽娅照片得以辗转回到中国。
从那个年代起,绥芬河越来越多的人步入追寻的行列。他们自带设备,自筹资金,收集史档,寻访老人,抢救性地保留了大批史料。
孙伯言曾说,“一座城市,如果没有文化,那就是一片沙漠”。嘎丽娅是绥芬河的女儿,是这座城市的记忆。他倡议,绥芬河应竖起一座嘎丽娅的雕像,嘎丽娅象征着友谊,也象征着和平,这是边境城市绥芬河的愿望。“我们必须记住嘎丽娅,记住嘎丽娅的愿望!”
一位领导告诉孙伯言,干吧,我支持你。他一位不愿留下名字的学生知道了老师的心愿,默默拿出了一笔钱。从孙伯言第一次读到嘎丽娅的故事,到最终竖起这座青铜的雕像,他用了20多年。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人类不会忘记。孙伯言请到了顶级的艺术家。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院长恰尔金院士主持设计,雕塑系主任斯维尼什科夫和在读博士李富军完成雕塑,圣彼得堡城市建设艺术委员会主席罗曼诺夫斯基设计了基座。
孙伯言将嘎丽娅和纪念碑的故事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得到了热情的回应。普京在回信中建议,纪念碑上应该刻上前述那段话。
嘎丽娅那小小的身影、坚定的步伐,定格在1945年的8月。挥舞头巾的雕像表现她和平的使命,火焰生成的双翼便是象征中俄两国并肩反法西斯的友谊。
雕像选用最高标准的青铜塑造,可保6万年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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