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轰炸东京 中国为空袭付出了极其惨重代价(图)

　　就以杜立特的1号机来说，20点10分飞过了中国的海岸线，由于夜色沉沉，又有大雨，根本找不到可以迫降的地方，到21点30分眼看燃料就要用完，杜立特只好下令跳伞，1号机最后是撞上了安徽宁国市云梯乡毛坦村的一处山头，5名机组人员都在浙江临安县西天目山一带落了地。

　　杜立特落在浙江临安县西天目乡盛村的一块稻田，后来找到了山间的一处小磨房，他在那里避雨，但四面透风的磨房根本抵御不了雨夜的寒意，使得杜立特被冻得够呛。天亮后他在山路上遇到了一个当地农民，杜立特事先还特意学过一句中文：“我是美国人！”可惜他的语言能力太差，农民肯定没听懂这句话，连手势带比画，也没法交流，最后农民把他带到了2公里外的白滩溪浙西行署所辖的青年营驻地，青年营营长李守谦会点英语，但并不相信杜立特说的轰炸东京飞到这里跳伞，直到找到了降落伞，李守谦的态度立刻改变了，马上和他热烈握手，又派人去寻找其他的机组成员，并把杜立特护送到当地乡长家里，热情款待。很快副驾驶理查德·科尔也在附近被村民发现，他和杜立特一起在19日上午由李守谦带人护送到浙西行署所在地潘庄。

　　1号机领航员亨利·波特、投弹手弗雷德·布雷默、枪炮手里保罗·伦纳德则降落在离浙西行署三十里地的青云桥地区。波特和布雷默被当地的农民自卫队发现，被当作日本间谍捆绑起来，所幸遇到了略懂英文的小学教员朱学山，这才解除了误会，并一起去找到了伦纳德。中午三人在青云桥区区长李关安和朱学山陪同下前往浙西行署。当天下午，杜立特1号机组的全体成员在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的官邸里重逢。

　　7号机机组的经历更是曲折，他们是在浙江三门县鹤浦镇大沙村的海滩上迫降，飞机在海浪的冲击下整个头朝上倾覆在海里，五个人全都受了伤，而且其中四个人都伤得很重，五个人挣扎着爬上岸，大沙村的村民立即赶来救援，保长许昌冲安排人把飞行员接回村里。这里属于半沦陷区，日军经常前来，如果不能在天亮前把这五位飞行员转移出去的话，天亮后很可能会被日军发现。保长许昌冲马上联系了南田岛的抗日游击队，在游击队的护送下连夜将五位飞行员送到了三门县海游镇卫生院，说是卫生院，实际只有院长任超民和女护士洪漪两人，什么药品和设备都没有，只能给伤员进行了最简单的包扎。20日，台州临海恩泽医院的陈省几、陈慎言父子两位医生赶到海游镇帮助医治。但很快得到日军正向海游镇逼近的消息，陈省几、陈慎言和游击队一起抬着伤员转移到50千米之外的临海。虽然临海恩泽医院规模比卫生院大，但医疗条件也好不了多少，好在两位医生医术高明，除了机长特德·劳森以外，其他伤员的伤势都稳定了下来。22日，15号机组的托马斯· 怀特是杜立特飞行队里唯一的军医，他闻讯后也赶到了临海，但是劳森左腿伤口已经感染，不得已进行了截肢。劳森手术后在临海一直休养了半个月，才在陈慎言一路护理下到达昆明。

　　64名飞行员分几批被送往大后方，他们一路上从飞机、火车、汽车、马车，直到毛驴、轿子、滑竿，几乎所有的交通工具都用上了，而给这些飞行员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沿途中国人民的热情接待，在当时物资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中国人民都是把最好的食品、衣服和住宿提供给他们。50年后的1992年4月18日，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在五十周年纪念仪式上对此进行了高度评价：“在轰炸以后，那些善良的中国人不顾自己的安危，为我们的飞行员提供掩护，并为他们疗伤。在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我们也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感谢他们作出的人道主义努力，是他们的帮助才使我们的飞行员能够安全返回。杜立特行动虽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但这些英雄们一直受到美国人民的敬仰和尊重。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作出的伟大功勋，也永远不会忘记为自由和正义事业作出贡献的中国人。”

　　中国人民付出的远远不止这些，空袭一个月后的5月18日，日军出动五万人向浙赣线发起全面进攻，占领并彻底摧毁了曾经准备给杜立特降落的衢州机场，并对掩护救助过美军飞行员的当地百姓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和报复。浙赣一役衢州军民被杀25万人，另外日军还在衢州实施了细菌战，致使衢州鼠疫、霍乱横行，染病者超过30万，病死超过5万人。可以说，中国为杜立特的这次成功的空袭行动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但是中国人并没有被日军的血腥屠杀所吓倒，在这之后，几乎所有跳伞在沦陷区或半沦陷区的飞行员不管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都无一例外受到掩护和救助，可以说这些救助飞行员的普通百姓，和战场上英勇战斗的战士们一样勇敢，一样是民族的嵴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