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与一对叛徒夫妇

　　事实上，“二十八个半”的来历并不重要，究其本意，应该是后来的人们借助这一称号，讥讽和嘲笑当时以“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及其追随者。不过，“二十八个半”只是特定时空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他们学成归国之后，随着实践经验以及中国革命的成熟，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比如个中的人物，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就有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何克全等，杨尚昆更是第二代领导人中职任共和国主席的人物，其他许多人也先后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功勋。

　　然而，在“文革”中，“二十八个半”却被别有用心的人当作“打狗棒”，如康生就曾断言"二十八个半’没有一个好人”，使一些无辜者遭到严酷的审查和关押，乃至受迫害而亡（如张琴秋等）。鉴于这种情况以及这一名称常被人误解，杨尚昆生前在《杨尚昆回忆录》中提出：“具体地说，当时确有以王明为核心的教条宗派，主要是指一部分靠近‘中大’支部局的党员，在政治立场和思想情绪上比较一致，但是，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成员。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只是别人对他们的一种笼统的说法，所指的人也不尽相同，谁也没有列出过一个确定的名单来……教条宗派的基础是错误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情绪，所以它是可以分化的。以后的历史证明，王明的教条宗派经过多次分化，经延安整风分清路线后，这个宗派就不存在了。我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不合事实，也不准确。应当说：确确实实有王明教条宗派，但并没有什么‘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还有人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半个’是指一名共青团员，年纪很轻所以称为‘半个’。这更经不起推敲。因为参加10天总结大会的是党员，团员不参加，更没有表决权。”如此说来，由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一称的不精确和容易误解，不如代之以更符合历史事实的其他称号为宜，如“王明教条主义宗派小团体”等。当然，如果去除一段历史时期内被人歪曲的褒贬色彩，仅仅作为一个历史典故，作为历史的一面镜子，“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称也不妨存在。

　　却说“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叛徒，除盛忠亮外，还有李竹声（解放后被抓获，1973年病死狱中）、袁家镛（又名袁孟超，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34年与李竹声一起被捕叛变，后在“中统”工作，改名严英）、王云程（化名张汉卿，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支部局组织部副部长，1931年回国后相继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团中央书记、中央上海局常委。1933年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后叛变，与李竹声同流合污，导致罗登贤和廖承志等被捕）、孙济民（即孙际明，化名黄守素，团中央组织部长，后与王云程一起被捕叛变。孙解放后被逮捕法办）。此外还有一些未能查明的人，如朱阿根（回国后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后来一说退党，一说叛变）、汪盛荻（回国后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一说退党，一说叛变，解放后在湖南被处决）、李元杰（一说回国后淡出政治舞台，一说叛变）、王保礼（即王宝礼，曾“荣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之位，回国后叛变，在上海大马路上带特务搜捕留苏同学，一说淡出政治舞台）。也有一些人后来退出革命，如朱自舜、杜作祥、肖特甫（下落不明）。

　　除了“二十八个半”中的叛徒，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之中，后来堕落为中国革命叛徒的，还有任卓宣（即叶青，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其叛变经历极其传奇）、蒋先启（叛变后曾任国民党36师政训处长，参与对瞿秋白的审讯和监刑，后更堕落为汉奸，为汪伪“中国青年模范团”训导长、“青年暑期集训营”训练处长）、费侠（女，后与国民党中统首领徐恩曾姘居、结婚，专事收买留苏叛徒，国民党立法委员，姚文元的“干妈”）、费克勤（女，后为中统职业特工）等人。

　　正所谓“大浪淘沙”。“沧海横流”中，也会“显出宵小的本色”。

　　突然回国的海外“阔太太”

　　有人曾问：“盛岳、秦曼云这一对叛徒夫妻，后来为何没有遭到中共‘特科’的‘清算’，最后也没有像张国焘和顾顺章那样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排挤和抛弃，反而结局挺好？”

　　可惜盛岳和秦曼云都没有留下相应的回忆，而我们的党史著作和回忆也没有留下相应的信息。笔者分析，也许是由于他们叛变后隐蔽得较深，中共“特科”后来也受到重大挫折，无力“迅速出击”，使他们得以苟活；而且，他们没有像张国焘和顾顺章那样张扬，当然也没有像张和顾那样的“资格”来让国民党特务 “较劲”。所谓叛徒，聪明者，会选择低调以苟且偷生，时间一长，也就不在人们的视线之中了。一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盛忠亮全然不谈自己和秦曼云叛变后的经历和生活，不说是难以启齿，也实在是“乏善可言”吧。不过，应该说，这对夫妇的晚年并不是一点作为也没有。

　　盛忠亮，当年可谓中共中央机关的青年才俊，才思敏捷，又通晓俄、英、法几国语言。他用英文写完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在序中说：写这本书，他特别“要感谢中山大学同学和我的妻子秦曼云给了我以全力支援。我并不是单单感谢她具有惊人的记忆力，但她有这样好使的脑子却是我的莫大幸运，她随时帮我回忆往事，这既可以勾起我的回想，又可帮我校正。她对关于中共六大那一章所作的贡献尤为可贵，因为只有她比任何别人更有资格来提供六大的情况”。的确，当时在世的人当中，由于秦曼云是从莫斯科中山大学调去参加中共六大筹备工作的中国学生之一，又以其职责所在，是有充分回忆的余地的，所以，书中引述了许多秦的口述，因其历史价值颇高，现在被许多史著所征引。

　　盛忠亮晚年身居海外，仍关心祖国状况，并情系家乡教育。从2000年起，他在故乡湖南石门设立了一项“盛氏女儿文教基金会”，资助石门的贫困女子完成学业（每年资助10名小学女生从小学三年级读到高中三年级），大致至2006年止，已累计资助了70名女生完成高中学业、10名完成大学学业，先后投入资金约50万元。他还派长子盛孝威博士偕夫人回故乡颁发这笔资金。至于秦曼云，更多次回国观光，还作为“爱国华侨”应邀参加过国庆观礼。1986年秋，秦曼云回国探亲时专程去延安参观了关向应的故居，并瞻仰了关向应的陵墓—此时此地，不知她作何感想？

　　陶铸的女儿陶斯亮曾在一篇《我与干爸爸王鹤寿》的回忆文章中提及一件事，实际上说的就是秦曼云。她说：

　　大概是1981年，干爸让我陪他去北京饭店探望一位美籍华人。据我所知，中纪委的工作与外国人素不相干。这是位什么样的外籍客人，竟要中纪委的领导同志亲自去探望？我很纳闷。干爸告诉我，这位美国女士，一度曾是关向应同志的爱人，也是他1926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同学，并一起出席过党的六大。回国后，干爸和这位女士先后被捕入狱。这位女士很快叛变了革命，释放后与一位男叛徒一起投奔了国民党，解放前夕逃到台湾。1964年夫妇二人迁居美国经商，买卖兴隆，生活富裕。此次回国观光，这位女士多次向有关部门请求，想见见当年莫斯科的老同学。组织上安排干爸前往探望，但他不想一个人面对有如此复杂历史的人，所以就拉上了我。这是一次让我终身难忘的会见。房门打开后，我眼前出现的俨然是一位阔太太。虽然已70高龄，依然化着浓妆，上着鲜艳绸衫，下穿绿喇叭裤，尖尖的高跟鞋、佩带着项链和耳环。老太太首先打听当年东方大学同学们的下落、境况，干爸简短的回答平静的叙述分外感人肺腑。那些东大的共产党人，离开人世的，个个是鬼雄；尚存人间的，亦皆为人杰。老太太面带愧色，神情很不自然。她吞吐地向这位共产党的中纪委副主任陈述了1927年被捕的经过，极力为自己的变节行为开脱；她从侧面，却又不无真诚地询问了关向应同志死难的经过；她还表示，为了祖国的统一大业，愿意为共产党尽力效劳。最后，她以同情的口吻问：“这几年来，你受苦了吧？”干爸始终神态自若地靠在沙发上，摇着一柄纸折扇，听到这话，坦然地一笑：“这是我们党内自己的事情，算不了什么！” 一句话，说得老太太顿时无言以对。

　　秦曼云如何为自己当年的行径“开脱”，可惜这里没有记录。也许，当年她是别有“苦衷”吧。其实，当年盛、秦夫妇的叛变，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上述中共上海中央局机关的连续被破坏，以及黄文杰等的被捕，都可以有人证实的。当年在上海“文委”秘密活动的夏衍也曾回忆说：1935年2月19日，国民党特务机关勾结租界当局，对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突击行动”，“不仅逮捕对象和机关都相当准确，而且使中央局机关、组织部、宣传部、文委、左联、印刷厂等，同时受到了打击。事实很清楚，没有李竹声、盛忠亮这两个王明死党的告密，2月19日的大破坏是不会那样严重的。”（夏衍《懒寻旧梦录》）

　　秦曼云返国观光，已然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了。当时，有一些特别的人物陆续得以回国，在他们中，除了秦曼云，还有龚楚等。

　　2001年，秦曼云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