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最革命的”、“左得出奇”的盛忠亮，被捕后竟相当“爽快”地投降叛变，成为国民党特务。（据《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的“出版说明”和“译后记”，盛忠亮于1934年10月在上海被捕叛变，且从此“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调查部当了特务”。）这一教训不为不大，不为不深。
那么，秦曼云呢？继说服爱人叛变之后，她又奉命出庭指证黄文杰等人，结果黄文杰等被租界当局引渡给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关押，随即又被解至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不过，黄文杰、朱镜我、杜国庠、田汉、阳翰笙等被捕同志却终止了这一时期党内“被捕即叛变”的恶性循环，他们在狱中大义凛然，表现出真正共产党人的风范。如当时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厅长陈空如（即陈焯）是朱镜我的同乡和亲戚，他写信要“保释”朱镜我，但条件是必须“办手续”。朱镜我看信后轻轻地说了一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加理睬。国民党教育部总务司司长雷震是朱镜我在日本名古屋留学时的同窗，他也来劝说朱镜我“自新”，遭到朱镜我的驳斥。（两人在会见室用日语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朱说自己革命无罪，根本不需要“自新”。）朱镜我夫人的叔父赵次胜时任国民党浙江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与蒋介石的关系十分密切，当时他出面要保释朱镜我，但朱不为所动，赵次胜只得感叹地称朱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
1943年，盛忠亮在民族抗争的热潮中天良发现，离妻别子，奔赴战场，任中国驻印远征军特别党部少将书记长，其间协同郑洞国将军转战印缅战场达三年之久，为盟军在东南亚战区的胜利做了一些工作。抗战胜利后，盛忠亮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曾任欧洲司司长，曾出任驻乌拉圭和伊拉克的大使。解放前夕，盛、秦夫妇转赴台湾，后定居美国。
重说“二十八个半”
盛忠亮也是著名的“黑皮书”之一《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的作者。
此书最早在1971年由美国纽约派拉贡书局出版（英文版）。中国大陆于19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后，相应的党史研究逐渐开放，后又逐渐引进一些国外和港台出版的比较可靠的“内部书籍”，并渐渐成为热门的党史参考研究资料—《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正是其中之一。
此书的最大亮点，是由亲历者讲述了中共党史上那个被人猜测过无数次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故事。中共民主革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路线错误— 王明左倾路线，其发生和渊源在上世纪20、30年代的莫斯科；最初的雏形，就是这个众说纷纭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盛忠亮专门讲述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和毛泽东争夺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斗争”等内容。盛忠亮的讲述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在场者的视角。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本书是他真实而又不乏见解的忏悔录。
盛忠亮写道：“在中共六大时，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还没有形成”，“只是到后来，中山大学的一群学生，我是其中一员，才慢慢被人叫成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原来，在当时苏共内部激烈斗争的背景下，莫斯科中山大学围绕“教务派”和“支部派”，中国学生也展开了同样激烈的斗争，王明等人和校长米夫站在了一起，他们打压“教务派”和中共代表团（瞿秋白、张国焘等），又炮制了“江浙同乡会”等冤案，“并由此而最后形成有名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盛忠亮说：“这一同盟对于中山大学和中共本身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盛忠亮回忆：当时，“米夫年轻，经验不足，并且普遍地不得人心。在他当校长的时候，大多数学生就不喜欢他，因为他很少同他们打成一片，他只和一小撮俄语流畅的人保持接触，这些人后来以‘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著称”，“这些人”中，就有盛忠亮。他还说：“尽管米夫不受中山大学许多学生的欢迎，可是他却成功地加强了他在党和政府中的地位。随着1925年后中国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中国形势对共产国际当然也就越来越重要。米夫担任的中山大学校长的职位也就随之成了为人所共羡的美差。再者，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权力斗争，给了他进一步改善其地位的机会。”
正是“由于他有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支持，所以尽管在当时的俄国比他能干的人多的是，却是他在指导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米夫的支持下，在莫斯科中国学生的争论中，“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以胜利的姿态问世”，并且“为他们后来夺取整个中共的领导权的斗争奠定了基础”。于是，当这些喝过莫斯科洋墨水的优秀学生回国后，这批“斗争干部”先是反对李立三的路线，接着反对瞿秋白、周恩来的“调和主义错误”，又反对何孟雄、罗章龙等的争夺，最终米夫跟着来到中国，“用把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拉进中共中央的办法，来对中共中央加以改组，从而加速实现中共‘布尔什维克化’。换言之，他的使命就是把中国共产党人置于俄国共产党人的绝对控制之下”。这也就造成了中国革命的严重失败，以及“十年内战”期间中国的持续动乱和国势颓败。对此，盛忠亮在书中客观地指出：“所谓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俄国人精心培养的。俄国人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控制中共，把它改造成一个无限忠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政党……他们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大获全胜。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前，他们一直牢牢控制中央。”
“关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哪些人，有过种种的无稽之谈。算我走运也是我倒霉，在出现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时候，我正好在中山大学上学，而且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盛忠亮接着点出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具体名单：
陈绍禹（王明）、孟庆树（王明之妻）、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王稼祥、杨尚昆、陈昌浩、杜作祥（陈的妻子）、沈泽民、张琴秋（沈的妻子）、陈原道、殷鉴、朱阿根、何克全（凯丰）、夏曦、李竹声、盛忠亮、孙济民、王保礼、汪盛荻、王云程、袁家镛、王盛荣、朱子纯（女，即朱自舜）、何子述、李元杰、宋潘民、肖特甫。（至于那个“半”，当是徐以新，即徐一新，后为外交部驻外大使。）
盛忠亮分析这份名单：其中的成员都是来自于长江流域的党员或团员（湖北最多），有4位女性（孟庆树、张琴秋、朱自舜、杜作祥），出身工人的有5 个，“其余全是知识分子”，“约二十人受过高等教育”，且多为中共要员。这些人后来的命运，4人去世，3人为烈士（陈原道、何子述等），还有11人“被国民党抓捕后脱离了共产党，其中三人在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被捕和处决”—这最后的一群人之中，当然就有盛忠亮自己了。
“二十八个半”的名单，当年有各种版本。盛忠亮提供的这个版本，由于他是亲历者，自然有可信的价值。至于“二十八个半”的产生，一般来说，是由于1929年夏天莫斯科中山大学有一个“十天大会”，在此次会议上，有28个人投票赞成党支部局的意见，还有一个“摇摆不定的人”，忽而赞成，忽而不赞成（一说其尚未成年），于是遂有“二十八个半”之称。另据李一凡的回忆，之所以称为“二十八个半”，是“由于王明一伙一贯自吹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而在这二十九人当中还有一个远未成年的人（据说是徐一新—作者注），所以余笃三同志嘲笑他们说：‘可怜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才二十八个半！’之后，‘个半’就成笑柄而传开了”。也有人（如陈修良）认为并无所谓“半”，就是“二十八个”。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