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之子:要找到当年的日本爹 他不是人!(组图)

　　尽管如此，种种有关利益的传言还是像凌晨的雾气一样，在村子上空弥漫着。

　　2014年5月31日，一个纪录片摄制组进村的消息传到小儿子罗善平耳朵里。午后，他打摩的从县城跑回村，把摄制组的人堵在了屋里。在亲戚们口中，这是韦绍兰最疼爱的孩子。

　　“你们给了我母亲什么东西？56岁的罗善平体格魁梧。1979年，他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当了五年兵。退伍后，在荔浦县一家罐头厂工作。厂子倒闭，他一直靠低保生活。母亲和大哥“站出来”后，村里人的传言把他搞得心烦意乱，总怀疑别人送里的钱物被大哥罗善学和姐夫武文斌或骗或偷了去。

　　“之前我们兄弟关系还挺好的，”罗善平攥着拳头，“现在我一回来，那个‘日本仔’就要找我打架。”更让他不放心的是脑瓜活泛的武文斌。姐姐罗善英2008年去世后，武又娶了个老婆，住在县城。如今他退了休，爱跳广场舞。由于有些文化，又会说普通话，每次有民间团体或记者来访时，武文斌总会热心地负责外联，充当翻译。他小心地把之前刊登韦绍兰故事的报纸留存下来，连同四张光盘、一些去日本时的资料一起，放在文件夹里。等到再有人需要时，顺便从中索取点儿劳务费和资料费。

　　罗善平闯进家门时，‘日本仔’罗善学一言不发。武文斌则躲进一侧的房间，不敢露头。

　　韦绍兰午觉过后出来时，小儿子已经安静下来。他端坐在长凳上，举止大方，彬彬有礼。

　　“你们以后再来要和我联系，我难道不是这个家的一份子吗？”罗善平语气平和。一直坐到天色已晚，他才搭摄制组的车回到县城。

　　谁是爹？

　　罗善学又陷入“要找到日本爹”的念头里。2010年12月的东京之行，是他认为最有希望的一次。

　　2010年12月1日，旅居日本、一直关注中日历史遗留问题的独立电视制片人朱弘揣着募集到的10万人民币来到罗家。他要接韦绍兰母子参加在日本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审判10周年的纪念活动。由于会上缺少中国受害者，韦绍兰的案例比较典型，公开做控诉也有影响。

　　“我要去日本找爹了。”离家之前，罗善学告诉村里人。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那个爹是根本不可能找到的。”张国通说。

　　据《荔浦文史》中《马岭的慰安所》一文记载，1944年的那个冬天，日军侵入荔浦后，在公路沿线乡村都派有驻军，负责组织运送物资和维护通讯，驻扎在马岭镇的日军负责从桂林运送食盐去柳州，共有两个队，三十多人，其中一个小队驻扎在马岭，一个小队驻扎在沙子岭。但具体到哪些日本兵驻扎的马岭，谁经常“光顾”慰安所，则很难找到记载。更何况，韦绍兰在慰安所度过了一段被轮奸的日子……

　　2010年，摄影师张国通也随韦绍兰母子去了日本，“对罗善学来说，这个事没公开之前，他可能都淡忘了。但是捅开之后，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想法了。我和朱弘比较很多个案后发现，韦绍兰这个事情是很特殊的。当时战后，东北留下了很多日本遗孤，这些遗孤不少后来都回日本了，也享受到了日本人的待遇。罗善学其实也应该属于遗孤，但由于涉及‘慰安妇’，日本一直不承认。我们就想着，能不能也把罗善学遗孤的身份确定，这样他也就能享受那些待遇了。”

　　“罗善学作为所谓日本兵的种子（日本仔）—他有资格作为一名日本人，在日本本土、向日本国家提起诉讼，”朱弘的设想是，“罗善学是原告，他的老母亲韦绍兰则作为第一证人站在日本的法庭上。由此，一举打开慰安妇问题的突破口！”

　　朱弘坚定地认为，由罗善学递交诉状，可以规避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写明的“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因为这是“半个日本人起诉日本政府”。

　　此行，一上飞机，罗善学就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到了机场，朱弘带他到吸烟室吸烟。罗善学和在家时一样，从小布包里掏出烟丝，卷好，大口大口地抽着。坐了一个多小时地铁，入住中日友好宾馆后，他突然疯了一样，使劲捶着脑袋，从胸腔里发出蕴藏已久的吼声。罗善学在这之前的一次情绪失控发生在朱弘到小谷告屯访问时，同样的歇斯底里。拍摄过程中，他扑到地上嚎啕大哭，“我就因为是日本仔，连老婆都讨不到。我这辈子全完蛋啦！”远在日本，耻辱、贫困与娶不到老婆的阴影依然摆脱不掉。

　　“他那是情绪爆发，”张国通迅速抢拍下几张照片，“他是来找爹的，但从小别人灌输给他的就是，你这个爹很坏，让你受这么多苦。他就开始恨他爹了，想要找爹报仇。另一方面，他又把自己一生的委屈和苦难都寄托在这次上面了，希望找到爹，找到老婆，改变命运。”

　　另一个让张国通难忘的场景同样发生在日本

　　团队中的一个日本翻译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子。某次会谈结束后，大家在会场附近吃饭。整顿饭下来，罗善学一口没吃，死死盯着那个女孩，眼神贪婪得让人心酸。一辈子对女人的渴望在他的目光中表露得一览无遗。张国通碰碰朱弘，又指指罗善学。朱弘看了看，摇摇头。

　　“他这个人也可怜，从小养父对他不好，眼睛坏了，养父不给他看医生。没怎么读过书，智商也低，种田都种不好，就会放牛，放了一辈子，”即便和罗善学关系很亲近的人私下也略带鄙夷，“而且他性格特别孤僻、怪异，容易歇斯底里，平常很少和人说话……不能给他喝酒，一喝酒，那股劲儿就上来了。”

　　同在一个屋檐下，但90岁的韦绍兰和70岁的日本儿子罗善学越来越少说话了。他们不会谈起对方，问到旁人，得到的答案就是关系不大好，也有人说以前还可以，现在不大好了。从日本回国后，罗善学和母亲的关系疏远了许多。张国通发现，在日本，别人送来的礼物和钱，韦绍兰、罗善学和武文斌三个人，谁先拿到，立马装进自己箱子。他们各做各的饭，各喂各的鸡，甚至各给各的鸡拌食。罗善学有近十只，老太太三只。有时别人送来的慰问礼物也要一式两份。来拍纪录片的摄制组看到韦绍兰一大把年纪，还要对着柴火灶吹火，就买了两个电饭锅，母子俩一人一个。

　　没找到爹，可罗善学不断设想自己找到了。想着想着，脑子混乱起来，好像就成了真事。

　　“我在日本找到我爹了，找到了！可他不敢来，装病，怕我们打他。是该打，他是畜牲！”

　　一旁的韦绍兰像是听不懂儿子说什么，也许她根本没去听。她依旧蜷在沙发里，翘着手指拨拉着破旧沙发上裸露出来的线头，像是少女在溪水边玩水。记忆把她带回了儿时的岭上—她和一群娃娃围着十二爹，要他教他们唱歌谣，“你教，我们就帮你放牛”。十二爹清了清嗓子，唱得朗朗的，娃娃们也跟着学，“日头出来点点红，照进妹房米海空，米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不愁穷……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