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
七十年后，韦绍兰依然记得那个冰冷的金属“东西”。在燥热的季节，在慵懒的午后，在塌陷的破沙发里，这样东西在脑子里的出现显得怪异，又不由分说。
“一个穿白大褂，戴手套的人要我脱光衣服，要我躺着，把一个长东西塞进下面。后来它就放在床边，我看到了，是金属的。”被抓到慰安妇所的第二天，韦绍兰她们“被”做了体检。
这样的体检是为了确保“质量”。1940年2月，华北方面军军医部曾颁布《对干部进行卫生教育顺序》一文，指出，“严防花柳病损害身体，破坏家庭，以致亡国”。不少慰安所规定，每周检查一次，至少每周检查一次。一旦患有性病，“慰安妇”将被隔离治病，痊愈后再接待官兵。
体检合格后，韦绍兰和另一名女子被关进一间屋子。日本兵拿出黄色的军装给韦绍兰等人穿上。需要“服装”时，比划出一个脱衣服的手势。
韦绍兰至今记得第一个对她施暴的日本兵，“嘴巴有一撮须须，戴着帽帽，帽顶有颗黄色星星，后面有块布。他拿着刺刀逼我跟他睡，我不听他的不行啊，我还不敢哭，直到日本人离开房间，我才敢哭出来。”之后来的日本兵，有的20出头，也有50多岁的。
这一切发生的时候，韦绍兰1岁的女儿被搁置在房间角落里。
从1937年战争伊始日本军队沿袭下来的“潮流”认为，在战场上越是勇猛的官兵，越是激烈地侵犯占领地的女子。因此，越是激烈地侵犯，越被认为是官兵勇猛的证据，“从杭州湾到南京，有一天之内两次强奸妇女的军士，还作为勇猛的班长得到了勋章”。
半个多世纪后，有学者拿出避孕套给韦绍兰辨认。她还记得这些东西，“有人用，有人不用。用过之后，就扔在地上，到时候一起拿去烧……”
慰安所在中国普遍建立后，日军明确规定，严禁不使用避孕套的行为。避孕套成了必备的军需品。这种军用避孕套上，还印着四个日本汉字，“突击一番”。日本士兵则把它视作“钢盔”，意为能避免性病入侵。
1942年3月30日，陆军省经理局副官在给陆军军需品总厂厂长的信中写明有避孕套等12种防疫材料，其中避孕套为1530万只。根据日本学者林博史的研究，这一数字是“补给基准数量”，它只是实际需求量的80%。而到了战争后期由于物资匮乏，其质量也日益下降，有日本老兵称，1945年，他在江苏徐州当通讯兵时，上级发下来的避孕套竟然是用羊肠做的。
被轮奸的日子过了大约一个星期，娇小的韦绍兰被一个日军小头目“包”了。他把她带到一个单独的房间，只供他一人“享用”。韦绍兰的女儿一哭，她就给孩子吃糖，叫她“听话，不要哭”。
《读卖新闻》原社会部记者三田和夫曾任陆军少尉。他说：“在长期驻屯生活中，找个慰安妇一起过日子，觉得就像自己的老婆一样。士兵们也不再那么贪馋了，他们感到随时可以解决问题。她们也因此好按像成了驻屯部队的一员。还可以比作装饰品吧，没有慰安妇的驻屯部队，就像没有点心的孩子似的不像样子，因此士兵们很珍视她们。”
被“珍视”的韦绍兰，同时也受到严格的“监控”。在慰安所这段时间，她的饭通常由士兵直接送到房间里，出门上厕所都有人跟在后面监视。
三个月后，日军对韦绍兰的监管略微松缓下来。一个凌晨，韦绍兰借故上厕所，抱着女儿从厕所边的一个小门，七拐八拐地逃出了慰安所。
“日本仔”
分不清家的方向，韦绍兰只记得儿时村里长辈说，迷路时要朝着太阳的方向走。
就这样走了一天一夜。再回到小谷告屯，已是第二天晚饭时分。
罗讵贤正在屋里煮粥，看见蓬头垢面的妻子和女儿，先是愕然，又迅速恢复了平静，“你回来了？我以为你不晓得回来了1
韦绍兰大哭，她满心委屈，又不知如何开口。
几十年后，每次讲到这个场景，韦绍兰的脸上还是会淌满泪水，只是圆润的脸庞已经干瘪。
“你学坏！”丈夫罗讵贤骂她。
“莫骂她，她不是学坏的，她是被日本人抓走的，难道你不晓得吗？幸好她乖，还逃得回来，别人逃都逃不回来……”好心的婆婆护着韦绍兰。
罗讵贤原谅了妻子。可好景不长，几个月后，那个在慰安所呆了三个月的女娃病死了。这是罗家失去的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几年前就夭折了，再没多久，韦绍兰发现自己怀孕了！
被抓到慰安所之前，韦绍兰的月经刚刚结束。这个孩子，不用说就知道是日本人的。韦绍兰马上想起，在慰安所，日军给她们发过一些小药片。她害怕，不敢吃，偷偷塞进了墙缝里。这些被韦绍兰丢掉的药，很可能就是避孕药。
她丢了药，却留了果。
“照我讲是想要（这个孩子）的，照我丈夫，她是不想要的”，韦绍兰想不通，就去吃毒药，吃了几次都没死成。“死什么，活着挺好的，”婆婆劝韦绍兰留下孩子，“万一以后没生育能力了呢。”
1945年农历7月13日，罗善学出生了。由于是早产，生下来只有四、五斤。
消息一下子传开了，村民们说，“那是日本鬼子的仔。”
铺天盖地的闲言碎语压垮了罗讵贤。他又开始骂妻子，“你这个败家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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