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有了所谓的哭谏，结果张被蒋骂了出来。
12月9日夜，杨虎城招待南京大员看戏。在戏园子，杨突然接到电话说请他马上回总部，部属报告，发现孙铭九带着两卡车全副武装的军人朝临潼（蒋介石驻地）方向去了。“他们分析说是孙铭九去抓蒋介石了”，杨虎城说好，咱们要积极配合，全城大戒严。
于是西安城内一片肃杀。
“布置完了，杨虎城又回到戏园子，发现张学良又来了，还谈笑风生，杨觉得不对劲，不像有行动的状态，于是就故意让人把戏延长了好多，但是外面没有枪声。回到总部后，杨虎城得知，孙铭九说，“张司令怕学生晚上去临潼闹事，让我去沿途截学生了。”次日，杨劝张说，现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张学良派专机将久经沙场的将领白凤祥和刘桂五调回西安，但他认为“捉蒋还是一个简单政治。”杨瀚觉得，张学良在当时并没有真正的全盘考虑，“他不知道这是一种政治大博弈啊。”
“张认为蒋和他真的是像蒋说的那种兄弟关系，但是蒋事实上一天也没有把他当作那种关系。”
数十年后，蒋介石辞世，张送给蒋介石的挽联称“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有如仇雠。”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12月14日，南京方面派员来到西安，在西安外围，中央政府的部队开始推进，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西安城内部队的分化。但杨虎城当时心里还是很有底，“因为人在手里。”
但是张学良要送蒋回南京，杨瀚称，在此之前，张杨在是否放蒋、如何放蒋的问题上发生了争吵，“张学良急不可待，非要25号就要把蒋送走。这其中有张的极端表现，还有宋美龄的作用。”
杨瀚在宋子文的回忆录中发现，张把自己和杨虎城争吵的情况全部告诉了宋子文和宋美龄。“这几个人一块儿在那儿密谋怎么逃出来。”“他把杨置于什么地位？”
第二天张给杨打电话，杨到现场后，“一看蒋介石已经在汽车旁边等着。如果杨当时表示强烈反对，那就得把张学良也扣起来，弄不好就掏枪了。”
回到南京后，张学良给杨虎城发了电报称“一切都好”，但是他也给蒋介石写了认罪书。“问题就复杂化了，首先承认了你有罪，而且我要处罚你，处罚你的部队，这样西安方面就要跟南京对抗。反对审判张学良，要求无条件释放张学良。”
当时如果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合力，再加上红军，是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张学良还继续认罪，给蒋介石出主意，写了处理西安问题的甲乙案，他最早提出把东北军调到安徽和江苏，而且提出放杨出外（国）。”
西安事变，谁赢了？杨瀚的判断是：最大赢者是民族。
但是杨虎城的命运在此后发生了巨大转折。
命运之变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出国。“他整个部队、整个政治势力都没有了，从心理上讲有很大遗憾，又有很大成功感。为国家、为民族，这个事做成了，而且达到目的了。”
1937年11月26日，出国考察的杨虎城在他生日那天回到香港，见了宋子文。“宋子文对他做了安全保障，但是在骗他，所以杨虎城最后在香港说了一句话‘我们上当了。’”杨虎城被捕时，杨瀚的父亲还在西安读书，杨虎城身边带了他的小儿子杨拯中，随即其夫人谢葆真及警卫、秘书也被一同收监。“蒋介石折磨他，没有自由，逼着你投降，折磨的目的就是为了投降嘛。”杨瀚说。
1949年，蒋介石下令除掉杨虎城，“你杀他一个人还能说得过去，但是杀了他家人还有秘书、副官。”据杨瀚了解，“毛人凤给他的特务讲，这个事 （杀杨）办完以后老头子非常高兴。而且很有趣的是杀完杨后，蒋介石给毛人凤和叶祥之（音）每人奖励大洋一万块，理由是处理大陆事情有功。没有说什么事，现在应该包括这件事。”
在此之前，杨虎城的家人始终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1949年12月，解放军进入重庆，事情才慢慢浮出水面。
杨瀚认为，现在台湾方面领导层还没有认可这一事实，“主要是敢不敢的问题，事实很清楚，台湾国史馆的军情局卷宗里有一个‘监杨卷’，有一个‘监张卷’，里面肯定有这些情况，毛人凤杀了杨，绝对不会把这个事口头汇报就完了。不光是文字，还得有照片，因为杀黄显声都拍了照了。”这两个卷宗，杨瀚并没有看过，但他坚持认为，“现在拿出的文件上写的戴笠批示入‘监杨卷’，所以对杨的这一案一定有，不会没有。”
1969年春节，14岁的杨瀚从父亲口中知道了杨虎城的事情。杨瀚的父亲杨拯民，抗战时期曾经与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同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两家人的关系在后代身上得到了延伸。杨瀚回忆，从张学良五弟张学森的丧事到张学森女儿张闾蘅的事情，杨拯民无不多方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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