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特工一封信逼死张灵甫 自己建国后被迫害死

　　整个“案件”，就是这样一个主要矛盾，基本矛盾。

　　我的心情，如同行星，围绕着这个矛盾中心而旋转。

　　这是一个错误。但相对于党的整个事业和功勋而论，这个错误所占的地位是很小的，党必须抛弃这个错误。

　　所以，最后，我惟一的热望是，通过这次事件，能够得到党和同志们的谅解和信任，得到喜剧的收场。

　　陈亦门1965年6月23日

　　阿垅在被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反动军官”，顶着天大的压力的境遇中，不但能勇于为自己辩诬，还能对党提出中肯的意见，这篇遗书所表达的气度真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虽然在他本人的话语面前，我的任何文字都将显得苍白无力，但我还是要在此向读者简单介绍一下阿垅的情形。因为，这一席剖肝沥胆的话对阿垅来说绝非偶然，而是由他一生的追求所致，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才能理解对他的诬蔑是如何地荒唐可耻!

　　阿垅的主要“罪证”在于他在遗书中提到的他给胡风的一封信和胡风给他的一封信。

　　胡风给阿垅的那封信是由于胡风的朋友贾植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消息全无，胡风想起曾听贾说起过认识国民党的官员陈焯，就去信阿垅，希望他利用在国民党的关系设法找到陈焯，以保释贾出狱。这种利用国民党内的关系保释进步人士出狱的做法是革命工作者常用的，本无可非议。况且，即使与国民党官员有联系，在黑暗统治下，也有对革命工作者有利的一面。但材料摘引者对此却下了这样一个按语：“可以看出胡风及其集团分子同国民党特务们的亲密关系”，这就足以成为“反革命罪证”了。其实，胡风在交代材料中一再解释，他和阿垅并不认识陈焯;我们从上引遗书中也可以看到，阿垅的辩驳是清楚有理的。但这一“罪名”直要到1980年公安部的复查报告中才予以澄清：

　　胡风曾写信阿垅找陈焯营救贾植芳事，经查实，陈焯与胡风、阿垅均不认识。1947年9月胡风为了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贾植芳，而想到贾曾说过认识陈焯，所以写信要阿垅设法去找陈保贾。因阿垅不认识没去找。因此说，胡风、阿垅同陈焯有‘亲密关系’不是事实。

　　至于他给胡风的那封信，则需从他的经历，从他的“国民党军官”身份来说明其内涵。

　　阿垅，原名陈守梅，生于1917年，出身城市贫民，只念了几年私塾和高小，就失学去当学徒以维持生计。全凭着自学和对文学的热爱，才走上了文学道路。上海“一二八”事变后，本来在上海中国公学经济部学习，准备学得科学技术以报效祖国的青年陈守梅，看到位于吴淞口的校舍及设备均被毁于日军炮火下，感到十分痛心和愤慨。他天真地认为，在强敌面前，仅靠“实业救国”远远不够，只有投笔从戎，提高国家的军力，才能拯救祖国与人民。就这样，他于1932年考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第十期步兵科受训。1936年毕业后，在国民党第88师任见习军官及少尉排长。这就是他的“国民党军官”生涯的开始。

　　刚毕业，就碰上了“八一三”的上海抗战。他以排长的身份，身先士卒，带领弟兄们来到闸北最前线。在敌机轰炸中，他脸部受了伤，流了血，不得不离开他的队伍去治疗。但士兵们的勇敢精神、人民的牺牲精神和国民党军事上的无能，给他留下了极深的感受，难以忘怀。后来他把这些真实的事迹和感受记录在了报告文学《闸北打了起来》和《从攻击到防御》中(后由胡风合编成《第一击》列入《七月文丛》中出版)，以S M为笔名，投给胡风主编的《七月》发表，它们成了抗战初期《七月》中激励读者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

　　胡风发表了他的作品，和他通过几次信，后来又在武汉与他见面相识。阿垅诚挚的为人和他的作品一样，使胡风对他充满好感和信任，成了相知的朋友。他对国民党反动政治体制和腐朽的人事作风极其不满，想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并向往那里光明的新生活。胡风便介绍他去见当时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吴奚如(周恩来的政治秘书之一)。吴对他的印象也很好，决定介绍他到延安去学习，并计划在延安学习一段时间后仍回到国民党部队，从事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在这一战线上为共产党工作。

　　1938年11月，他动身去延安。为了掩人耳目，他单身一人从衡阳步行到西安，与十八集团军取得联系后，到了延安。他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庆阳四分校和延安抗大学习，感受着和国民党部队截然不同的朝气蓬勃的生活。几个月后，在野战演习中眼睛受伤导致旧伤复发，在组织的安排下，离开延安来到西安治病。病还未痊愈，去延安的交通就被国民党封锁了，他再也无法回到那里了。1941年，阿垅来到重庆，经黄埔同学介绍，进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任少校参谋，后又考入陆军大学，毕业后任战术教官。如果说，第一次进国民党部队只是出于单纯的抗日爱国热情，这一次却不同了。虽然对国民党的腐败和黑暗是那样地深恶痛绝，但理智和对革命的忠诚使他义无反顾地又回到了国民党的军事系统。为的是，一来可学得高深的军事战略战术，将来总能用得上;二来，在这里还能取得一定的情报为党为革命做工作。

　　他尽一切可能向我党我军提供了不少情报。据我所知的就有：

　　在1933年或是1934年间，阿垅曾托绿原将一包袱的刊载有国民党部队编制、番号及部署地点的小册子带给胡风，由胡风转交给了地下党;

　　1947年，阿垅从同事周某处了解到了国民党对我山东沂蒙山区的作战计划“左轴回旋”的内容，立即通过胡风将情报由地下党组织的廖梦醒同志转给了我军，我军因此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胜利。阿垅及时送上情报功不可没。据王增铎同志介绍，关于阿垅通过胡风转送这一军事情报之事，在审查“胡案”时，廖梦醒同志和张执一同志都曾证明过此事，而公安部门也从中央有关历史档案查到了当时的情报内容;

　　1948年，阿垅曾五次将从军校同学蔡帜甫处了解到国民党部队军事调动、军队番号、驻地等资料，通过地下党的郑瑛同志转送给了我军。郑瑛同志于1955年也曾多次写材料证明;

　　1948年至1949年春，阿垅说服蔡帜甫，多次将蔡所知的国民党的有关军事布置、武器配备等资料通过杭行(罗飞)由领导他的地下党员甘代泉同志转交给了上海地下党组织。关于这一点，杭行和蔡帜甫也都曾多次证明;

　　1948年冬，阿垅通过方然向我浙东游击区转交了由蔡帜甫提供的浙江全省的军用地图百余份，以利于浙江的解放战争。这一点，蔡帜甫也曾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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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这一切都说明了，阿垅正是利用自己的“反动军官”这一身份来为革命默默地做贡献的。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