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老兵被俘远走阿根廷 成当地最大珠宝商(图)

　　1966年，陈文基娶了一个高山族姑娘为妻，一年后，考入陆军财务经理学校，后来成为一名会计。

　　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在台湾安然生活下去。1950年代，一位驻防金门的战俘准备游泳回大陆，终于游上岸后，却发现不过是回到了原地，而他则因体力透支晕倒被巡逻的士兵发现，被处以死刑，通报全台湾。

　　从小，陈朝勋对父亲的印象，是父亲不苟言笑，显得心事重重。他不爱谈来台湾以前的事情，家里人也不能多问。

　　只是有一次，青年人陈朝勋拿回来一包美国香烟，勾起了父亲的回忆。陈文基告诉儿子，在战俘营里，美国人每两天发一包香烟，就是这个牌子——“Lucky Strike”，中文名“幸运出击”，哪一方的士兵都有着相同的愿望。

　　更多的“反共义士”则过着更艰难的生活。由于台湾规定士兵不能结婚，许多的战俘直到四十余岁退伍时，还只是孤身一人。他们文化水平低，没有生存技能，不会讲闽南语，融入不了台湾社会。孤家寡人，成了许多战俘一辈子的伤痛。

　　在台北，台湾为这些老兵修建了白鸡山庄，又叫“荣民之家”，鼎盛时曾有超过3000名战俘住在里面。

　　1987年，台湾废除戒严令，两岸恢复三通。陈文基和家乡的兄长恢复了联络，他的父母早已过世。哥哥在重庆的乡下做着赤脚医生，他寄来了自己一家十几口人的全家福，陈文基将这张照片视若珍宝，放大后挂在饭厅里。

　　哥哥一家人站在老家的堂屋前，经过这么多年，堂屋还和陈文基17岁离家时一样，那是他对家乡的记忆。

　　回乡探亲成为许多战俘的愿望，1987年，2000名穷困的赴台老兵举行了游行示威，因为甚至筹措不起路费归家。最终，这些老兵们，用30年前发给的“战士授田证”换取了5万到15万不等的路费。当年，这些“授田证”曾经承诺，当光复大陆后，会让每人分到出谷2000斤大米的田地。但最终，这成了张“空头支票”。

　　“父亲原本想退休后就回家乡，但一退休他就病了。”陈朝勋说，同样患病的还有父亲的哥哥，两位老人在见面前先后离世。

　　不一样的传奇

　　当程立人再度出现在人们视野里时，已经是三十年后。当年，在印度蹉跎了一年后，他去了南美。

　　1987年，他已经是阿根廷最成功的商人之一，是阿根廷最大的珠宝商，名下有着60万亩土地，两家上市公司，还是当时的阿根廷总统劳尔·阿方辛的妹夫。

　　程立人远走异邦是没有办法的选择。当时战俘营里流传着他“主动投降”的说法，“他是一个战场上的投诚分子”。记得他的人现在依然这样说。这成为当时战俘营中任何一个阵营都排斥的人物，最后回大陆和台湾均不得，只得被安排去“中立国”，少数人意外取得了成功，例如程立人。

　　他成了一个传奇而神秘的人物，关于他的最近消息发生在2012年，家乡的官员、贵州省人大一位副主任访问阿根廷，费尽周折才能见到他，对于回来看看的邀请，八十多岁的程立人只是表示，如有机会他会考虑。

　　被时代隔绝于各地的士兵们，在老了之后重新碰到了一起，而这个时代以及他们的人生，与当年相比，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贵州，在国外经商的战俘想资助在当地务农的战友，战友却怎么也不肯接受。地方领导仔细询问理由后，他们讲了原因，一是觉得对方的钱赚得也不容易，二是对方给的美元，他们不知道怎么用。

　　在成都，战俘钟骏骅遇见了台湾来的作家廖汀，后者也是当年的志愿军战俘。退休后，钟骏骅喜欢和当地的一帮画友诗文唱和，每次来成都，廖汀都要让钟骏骅帮他挑选画作，带回台湾出售。

　　这样的生意往来并没有拉近两个人的距离，当年在战俘营的裂痕依然横亘，钟骏骅说自己和他做生意，只是“权宜之计”，“去没去台湾，现在只是不提了”。

　　一切都在发生变化，退休后，汪元昌下海经商，成立了一家代理海外红酒的公司，出行都有司机兼保镖跟随。那场惨烈的战争，逐渐淡出了他的记忆。

　　陈文基的儿子由于工作关系定居北京，但父亲和大伯故去后，他与老家的亲戚就再没了联系。

　　2013年，依然生活在成都革命伤残军人疗养院，这所全国最大的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中的朝鲜战争士兵，只剩下了23人。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童志安还记得，一次老兵聚会，一个瞎了眼睛的女兵被搀扶着，在聚会上唱了一首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曲《我的祖国》，声音喑哑但依旧清丽，歌音缭绕，似乎又回到了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