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老兵被俘远走阿根廷 成当地最大珠宝商(图)

　　蒙冤26年

　　战争结束后，除少部分继续驻防外，140余万中国军人分批回国，各自回到驻地，参加过朝鲜战争的革命军人身份让他们成了当时“最可爱的人”，但与战俘们无关。

　　1954年，李正文从辽宁昌图寄给战友汪元昌一封信，告知自己还活着。

　　这一年，在昌图的归国战俘管理处，回到国内的7110名志愿军战俘接受了严格的政治审查，他们被要求以“狼牙山五壮士”的标准看待自己，坦白有没有投降叛敌的行为。在一的政治高压下，许多人陷入了精神崩溃的边缘。

　　而在信中，李正文只是告诉汪元昌，他有多高兴能回到祖国。

　　两年后，汪元昌在四川广元见到了李正文。所有的战俘都被取消军籍复员回家，无奈之下，他考了一所师范学校，重新回去当学生，也好谋个教职。

　　“那时我是一个年轻的军官，他是一个身负屈辱的穷学生，相见之下，都有些酸楚。”汪元昌说，离别的时候，他再三问李正文有没有什么能帮忙的，后者迟疑了许久才告诉他，他想要一件衣服。汪元昌将随身携带的衬衣让他穿上。李正文个子大，穿在身上袖子就短了一截，但他却很满足，连声道谢。这让汪元昌突然觉得难过。

　　战俘身份，成了这七千余名战争幸存者的标签。他们的档案里被记下“特务嫌疑”、“控制使用”，像一个巨大的阴影，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

　　1959年反右运动时，一位复员后在奶牛场工作的战俘向领导坦白了自己被俘的历史，领导大惊又大喜，在职工大会上，兴奋地宣布“奶牛场反右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他则成了“隐藏下来的投敌叛国分子”。

　　“文革”中，一位被开除公职的战俘决定去北京上访，他挤上红卫兵串联的火车，要去天安门找毛主席。管制他的公安局向全国发出了通缉令，他在北京被捕，押解回原籍，判刑入狱。

　　每一场运动，每一次风波，战俘们都被推上前台，“在被俘必变节，变节必叛变”的怀疑中，一遍遍解释自己，坦白自己，争取宽大处理。

　　汪元昌再见到李正文时，“文革”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那时，汪元昌转业到地方，是财税局的官员，李正文是小学老师，同时还在地方剧团拉二胡。但无论学校还是剧团，都已经停业闹革命，他一个人生活，局促而潦倒。

　　直到1980年，随着“文革”结束，中央下发了对朝鲜战争被俘归来人员重新复查处理的74号文件。对战俘的不公待遇才得到纠正。

　　“现在，晚上天冷的时候，我还会想起他。”汪元昌觉得痛心，他的战友李正文没能熬到最后一刻。

　　“空头支票”

　　“你是自愿去台湾吗？”小时候，陈朝勋问他的父亲陈文基。“小娃儿别乱问。”父亲不愿意回答。

　　包括陈文基在内的来台战俘们被称作“反共义士”。他们到台湾的那一天，被定为台湾的法定假日“自由日”。

　　当年，这些争夺来的大陆士兵被视作去台国民党的一次难得胜利，在台北“总统府”，赴台俘虏们按要求集体向“蒋总统”排队欢呼致敬。

　　来台两个月后，这一万多人集体加入国军，并写下决心书，“在领袖的领导之下，战斗！战斗！进军！进军！直捣北平城，打下莫斯科！”

　　台湾曾对这些战俘做过统计，其中文盲接近一半，真正受过合格教育的少之又少。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被编为普通士兵，驻防台湾各地。

　　1954年4月份，陈文基和他的学生们即将面临分别。被发配到各个驻地前，学生们纷纷给老师留下一张单人照片作为纪念。按照当时的习惯，照片上会写下通讯地址，以求进一步联络。这些来台的年轻人，却固执地写下四川、重庆、山东、黑龙江，写下某村某庄某人代收。

　　于是，很快，陈文基就和他的学生们在海岛上失散了消息。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