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日本历史学界对钓鱼岛的问题有什么看法？
村田忠禧：一般日本的历史学者不说。近代琉球史、中日关系的专家也有一些，他们应该根据自己研究成果发表观点，但是他们不敢说。我很有意见，学者要有对社会负责的态度，但是他们怕政府。在网站上我被网民骂成“卖国贼”，但是我无所谓。
记者：你最初从历史角度研究钓鱼岛是什么目的？现在中日关系有三个层面，政治、感情和学术研究，日本的学术研究对政治有什么影响？
村田忠禧：追求真理和事实就是研究的目的，没有其他目的。学术要尽量排除主观性，起码我是努力这么做。中国“文革”时期，我还是东京大学学生，知道的信息很少，当时中国介绍的都是对共产党有利的信息，我们单纯地接受了。那时候我们赞扬“文化大革命”，学习毛泽东思想，没有科学的态度。后来我也觉得这样的态度不行，要用客观和冷静的态度是很重要的。
记者：你很早就开始对中共党史进行研究，怎么观察中国当下的时局，这跟中日关系有何关联？
村田忠禧：我之前的研究包括中共党代会报告词汇的变化。比如说，过去社会主义这个词最多，现在不包含“社会主义”的“社会”比“社会主义”多；过去“生活”这个词是活动的意思，现在的意思变了，就是老百姓的生活问题。
我还分析过《人民日报》里词汇的变化。比如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本来共产主义是提倡国际主义的，马克思说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毛泽东将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联合起来，所以毛泽东时代提倡的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天安门城楼上有两个标语，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另一个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说明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都是提倡的。
不过，“文革”期间，《人民日报》只提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很少提及。“文革”之后基本上不提国际主义，只提爱国主义。上世纪90年代以后，《人民日报》已经不提国际主义了。所以我认为现在中日关系不好，日方原因当然有，中方的原因也有，特别是中国的教育太强调爱国主义不提国际主义了。从《人民日报》的社论，党的政治报告或者是党章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我不是从国家利益角度来搞研究”
记者：坦白讲，这本书的大部分观点对中方有利，你关心这一点吗？
村田忠禧：有利与否我不关心，我关心的是事实、真实。
记者：就国家间领土争端而言，从各自国家立场都希望本国多获得一些实际利益。你有没有担心自己的研究被政治利用？
村田忠禧：我不是从国家利益角度来搞研究，学者站在国家立场肯定会犯错误。过去日本军国主义时代，学者都是服从政府命令和天皇的，有很多学者赞成侵略中国。中国“文革”时期学者服从毛主席的号召，他们也是犯错误的，没有独立思考，或者说独立思考的人被压制了。日本反对侵略战争的也有被抓的，甚至有被杀的。我们后来也都有反省，吸取教训，不能重复那种只听政府命令的时代。
记者：你在书中提出“共有论”，其实也就是“共管”钓鱼岛，为什么？
村田忠禧：现在日本认为是自己的领土，中方不接受，但日方现在控制着是事实。这种情况下，一种办法是对半分。你看黑瞎子岛，中俄一半一半分，这是妥协的办法。可以学习中国和俄罗斯、德国和法国怎么解决领土问题。双方的认识慢慢在沟通中增长，中日之间也应该那样协调、增进双方的共同认识，促进年轻人的互访，了解对方，慢慢沟通。共识是慢慢形成的，不会立刻实现，需要一段过程。我觉得妥协是很好的，这个小小的钓鱼岛成为中日合作的障碍很不好，所以用妥协双赢的办法解决是有智慧的表现。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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