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态度上，老人们更非“铁板一块”，彼此之间甚至会发生摩擦与碰撞。
这些年，父亲的忠诚，一直铭刻在陈人康脑海里，他始终对毛主席抱有崇敬。但与一些高级将领的子女聊天，他发觉另一些“红二代”们，对父辈则有了更多元的思考。
另一位上将的儿子曾对陈人康说：“我的父亲读报纸都费劲，“文革”中他们被打倒其实因祸得福，若让他们参与“文革”，他们也会努力。让他们领导经济建设，干劲会很足，但真是勉为其难。”
还有一位上将的儿子，看完陈人康描写陈世榘的《一生紧随毛泽东》后表示，我要是写我们老头子，绝不用这个书名。他这样解释理由：陈锡联上将曾告诉父亲，说确实是毛主席批示抓你的，这让父亲很失望。这位“红二代”却感到很正常，“到了上将级别的人被抓，毛主席不会是受蒙蔽。”
这样的观点碰撞同样会发生在聚光灯下的那一群。陈小鲁在2013年10月公开向“文革”中被批斗的老师致歉。朋友郝新平告诉他，另一名昔日朋友强烈地表达了对陈的不满，“陈小鲁不像话”！
11月初，原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孔丹在香港面对媒体，否认了曾传播一时的“孔丹秦晓争吵事件”。但他同时承认，确实与秦晓出现了观念的分歧，有时甚至冲突。此前，两人在“信仰”和“中国道路”问题上的争论，成为备受关注的网络事件。
“他比较固化地坚持西方的理念信条，”孔丹对媒体说，“我则把自己称为‘实事求是派’，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中国应该走中国特色的道路，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那一套。”
对于两位昔日“西纠”老战友之争，陈小鲁感叹：“何必强求呢？”“他们出身一样，有共同的经历，如果观点不同就不能坐到一起，那其他人还怎么寻求共识？”陈小鲁说。他自称“中间派”，主张在现有体制下进行改革，树立宪法权威，实现公民参与治理。
这些年，彭真的儿子傅洋也常会感触于同辈人之间的论争。他的父亲彭真主持修订了1982年宪法。这些年，他做律师，觉得自己的事业与父亲彭真一样，都是“维护宪法的尊严”。
有时在网上看见一些同辈人批判维护宪法尊严，傅洋会感觉愤怒：“要讲道理呀，就是个词，最后被污染了。”
他早就不太喜欢参加“红二代”聚会。彼此都认识，但他感觉这些年“思想观念都变得太不一样”。如果参加，他总是默默吃饭，吃完就走了。
不要诉革命的苦
周海滨回忆，2009年是采访红二代们最容易的一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众多，老人们有迫切的欲望出来讲话。
“他们不希望被遗忘。”周海滨说。他们是“国家之子”，但步入现实，却发觉父辈所遗留的话语力量逐渐减弱，自己也逐渐脱节于时代。
延安儿女联谊会副会长张亚南曾这样述说自己的遭遇：一次大会上，他的一首政治言志诗——《一个共产党员的追求》，遭到一群年轻人的嘲笑；2013年春节，一个团拜会上，他为老一辈鼓与呼的讲话，被人形容为神经病。
这样的境遇并非孤例，越发现与现实的距离，回头向往昔寻求支撑就越成为习惯。3年来，周海滨在访问中发现，如果问他们：回想父亲，眼前出现的画面是什么？如果有个时间按钮，按下就能回到童年，是否愿意？
对于这个问题，大多数人会沉入往事，甚至情绪崩溃。
向往昔寻找支撑，也不可避免地逐渐触碰到历史的迷雾。多年前，胥晓琦曾动员父亲胥治中少将写回忆录，父亲总是摇头拒绝。直到父亲去世，胥晓琦查阅父亲的资料，才知道父亲原来做过党内特派员，——“往事太复杂，父亲不能谈”。
2002年，徐文惠将父亲徐海东大将的文献片拍完后，审查时却遇到问题——不让提父亲在肃反和“文革”中的经历。直到八年后，2010年，这部文献片才得见天日。
罗箭也一样。在给父亲罗瑞卿立传时，许多档案尚未解密。编撰组的人只能看一部分的资料，另一部分的资料则被人用手挡着，禁止观看。
这让罗箭困惑：“没有正史，谣言才会漫天飞。为什么对我们自己人也这么警惕？”
红军授课团上，最让陈人康头疼的，是如何评价一些党的错误。一些在肃反中被错杀干部的后代，讲课之余为父辈鸣冤，让授课团领导最难应付。
最终，授课团设定了“三个不讲，六项注意”：不讲历史纠葛，不讲没有定论的敏感问题，不讲个人观点。
陈人康说：“我们必须不能诉苦，不能诉革命的苦。”
陈人康一直记得，父亲去世前，两人会争论起“文革”。几番争论，父亲最终承认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也有错误和责任。
但在向儿子的观点屈服后，陈世榘总会说起某个在“文革”中被整得很惨的高级将领：“他的确被整得好苦，但他过去整人也是很凶的！你们年轻人要更全面看问题，不是几个人在整人。”
在经历了四年的采访后，周海滨则决定不再打算继续红二代的采访了。“采访越深入，局限性就越明显。”他认为自己的口述史，未来都得出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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