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线
“文革”结束，新的时代大幕开启，“红二代”群体开始分野，绝大部分逐渐远离聚光灯的中心。米鹤都形容说：“就像择菜一样，他们被时代筛选下来了。”
2009年以来，口述历史研究者周海滨陆续访问了三十余名“红二代”。周海滨发现，正是由于时代筛选下的现实机遇，使“红二代”经过一系列分野，演变成了不同的团体。
子女命运与父辈的命运依然联系紧密，论及现实与往事，一些“红二代”会对周海滨说：“为什么父亲去世那么早？”
这个群体的大部分都渐趋“平民化”——“不过就是一群退休或接近退休的老人”。周海滨记得，很多家世显赫的老人，骑着破旧单车前来接受采访，也有老人偷偷求他：“能不能帮忙介绍我亲戚去电视台实习呀？”
陈人康也记得，1960年代，他在北京十一学校上学，这是一座典型的军队干部子弟学校，全班四十多位学生，只有两个同学的父亲是大校，其他都是将军子弟。
如今，同学们老了。陈人康数了数，同学中做到局级以上干部或企业老总的，充其量只有五分之一。一些混得不好的甚至下了岗，还有的在传达室看门。1984年，陈人康从军队转业，进入对外经贸大学。干了二十多年，以副处级工会干部退休。
陈毅之子陈小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为什么很多“红二代”愿意参加外地的纪念活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自己旅游的钱。
周海滨曾拜访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这位刘少奇的长女出生后被父母送走，做了十年童养媳；成年后又被送往苏联，历经卫国战争，甚至因父亲反对，结束了与外国爱人的婚姻。她的哥哥刘允斌、弟弟刘允若，也因父亲的意见，结束了原有的婚姻。
聊天时，刘爱琴说：“我们这代被认为都是享受革命果实的，其实不然。”
在周海滨看来，林彪的女儿林晓霖则是“小心翼翼的活着”，她的状态也代表了一个群体。周海滨给林晓霖打电话，林拒绝了采访。周海滨很理解她的难处：“她不能评价自己的父亲。”
米鹤都也曾采访黄永胜的长子黄春光。1981年，黄永胜因被控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活动，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伴随着父亲的跌落，黄春光被关押审查多年；妻子离开了他，转业无法回到广州，国营单位也拒绝接收他。
回忆往事，黄春光说：“对我而言，过去是一只看不见摸不着的手，它罩着你，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红二代”其实指代的是一个相当宽泛的群体，历史和现实均在这个群体中划下了无形的区分线。
陈人康在井冈山讲课时，听说过一件让他很不理解的事情：一位“红三代”到井冈山，非要住总统套间。接待的人做工作，你住你爷爷住过的地方多好，年轻人不干。
“我们听了都摇头。”陈人康说。
2012年5月，陈人康的母亲去世，一些世交的元勋后代来家吊唁。其中有人跟他抱怨：家里分了个房子，怎么是个毛坯房？装修费用还得160多万。陈人康有些不平：“我希望他不要太奢侈，不要太脱离人民。”这话他没好当面说。
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惯常组织聚会，有的“发小”不会露面，却是非常重要的成员；活动需要经费时，胡木英就会求助于他们。
延安儿女联谊会曾想拍一部名为《延安儿女故事》的文献资料片，没有钱，只能四处求。胡木英最终找到一位昔日朋友，要了70万，这个项目得以启动。
联谊会的成员们很注意保持尊严。历史学者金汕回忆，“将军后代合唱团”纪律严明，其中有一条最严格的禁忌：不允许给身在高位的“发小儿”递条子。团员们到各地演出，地方上有不少儿时的朋友，但团内规定只叙旧情，不谈其它。
“何必强求呢”
使命感与生俱来，是这群人身上最显著的特征。2012年6月，胡木英参与了一个“口述党史”的访谈，驳斥了“毛主席的著作有的是出自胡乔木之手”的传闻，称要“维护毛主席的名誉”。
二十多年来，李晓津担任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影视中心监审，负责公安题材影视剧的审查。他也将这份工作视为红色事业的延续——“审查的目的，就是给国家增添正能量”。
至今为止，他最满意的一次审查，是电影《卡拉是条狗》。葛优养的狗被抓走了，办证需要5000块，葛优想尽办法找关系救狗——这样的情节，被李晓津视为“抱怨政府”。在其要求下，电影结尾增加了一个情节：葛优最终幡然醒悟，去派出所给卡拉上了户口。
延安儿女联谊会则通过不同渠道持续发声，建议宪法中增加惩罚汉奸的条款、建议国家加大足坛反赌打黑力度，抗议日本人在黑龙江方正县修碑……
米鹤都曾用“权威型人格”，来归纳他近距离观察过的这个人群：“崇拜权威并屈从权威，与此同时希望自己成为权威。”
群体内部也闹矛盾。李晓津回忆，开国元勋后代合唱团成立不久，就发生了“内部争斗”。一名合唱团成员因为不满级别太低，率领一批成员离开，成立了一个新的合唱团。
一名开国元勋后代合唱团成员也曾在博客中抱怨：一名将军后代合唱团的成员使用“不纯”这个词，来讽刺开国元勋后代合唱团的成员构成——“言外之意就是我们团的成员有不是‘后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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