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再次打出“中共牌”
斯大林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是确保苏联在东北（还有蒙古）的独占地位，这就是说，是否援助中共，如何援助中共，完全取决于形势是否对苏联实现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有利。
果然，当东北局势的发展使莫斯科感到威胁时，苏联的态度又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关于苏联对华政策的目标，副外长洛索夫斯基在蒋经国访苏前给斯大林的报告中作了全面论述：第一，中国政府必须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第二，中国必须保证长春铁路沿线的安全，在目前的混乱局面下，应提议苏联“铁路护卫队保留二至三年”；第三，“不准外国人及外国资本进入满洲” ……第四，必须在苏联“积极参与满洲经济活动的情况下”实现与中国在东北的经济合作……但恰恰在这些问题上，1946年初呈现出一种对苏联危险的局面。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态度愈益强硬。
不仅政府之间的谈判步履维艰，中国民间的反苏情绪也突然高涨起来。在雅尔塔会议召开一周年之际，2月11日，美英苏三国同时公布了有关远东问题的秘密协议。为了进一步逼迫苏联撤军，美英在报纸上公开指责莫斯科违背雅尔塔协议。这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舆论哗然，广大市民、学生纷纷涌上街头，张贴标语，示威游行，发表演说，抗议苏联在中国东北、新疆和内蒙的行为，要求苏军立即退出东北。面对如此局势，莫斯科只得再次打出中共这张牌。
有史料证明，此时中共中央已经了解到情况的变化，并考虑了新的方针。3月3日周恩来作为军调处的中共代表，与马歇尔、张治中（国民党代表）来到太原视察。当晚，周召集当地高级将领开会，传达了“党中央对当前情况的估计和战略意图”。周“压低了声音，把手攥成头向下挥着：中央决定现在谈不了了，要锤！”不过，这离采取实际行动还有一段时间。莫斯科显然有点迫不及待，看到中共没有进一步的举动，便提出了更加直接的建议。3月12日，东北局电告中央，苏军通知将于13日撤离沈阳，希望中共军队“迅速攻入沈阳”，而且“凡红军撤退处都可打” ……此时毛泽东还没有改变“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倚靠苏联、外蒙建立根据地，通过和谈解决东北问题的基本方针。这种稳重的态度与此前莫斯科的立场变来变去大概不无关系。
苏联对于中共的犹豫不决、行动迟缓颇为不满，因而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方针开始发生重大转变。毛泽东在批转周恩来关于商谈东北问题的报告上加了以下批示：“请东北局速与友方接洽，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 23日更要求林彪“立即动手大破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愈迅速愈广泛愈好”，“同时立刻动员全军在运动中及其立足未稳之时，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两万人），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
斯大林的对华政策为何“举棋不定”
一切准备就绪，苏军开始了撤退行动。莫斯科在撤军的最后时刻采取了两面手法。
4月3日，这边是苏联政府答复国民政府，可先行通知各地撤兵日期，并协助中国接防部队；那边是苏军代表接连通知东北局，苏军将于15日和25日分别撤离长春和哈尔滨、齐齐哈尔，请中共军队立即前进至3市近郊待机，并入市侦察，以便届时就近占领。为了让中共顺利接收长春，苏联对国民党继续采取麻痹战术。4月13日苏联使馆还信誓旦旦地向中国外交部重申，将通知具体撤离时间，并尽量协助中国政府完成接收任务。第二天，苏军突然撤出长春，同时用事先约定的密码通知了周保中。早已做好准备的中共军队随即发动总攻，当天便占领了机场两处、市区一部，并于18日控制了全市。4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应迁长春，并考虑于短期内召集东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东北自治政府问题。同时，一方面向四平增兵，再打几个胜仗，一方面“用全力夺取哈、齐二市”。
东北民主联军25日攻占齐齐哈尔，28日进驻哈尔滨。一则占有了相当地盘，二则得到苏军提供的武器援助，中共此时的决心是：“一切决定于战场胜负，不要将希望放在谈判上”。
按：据笔者考察，内战初期苏军的确向中共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但具体数字不详。据华西列夫斯基回忆，仅苏联两个方面军向中共军队移交的缴获的日军武器就有：3700门火炮、迫击炮和榴弹炮，600辆坦克，861架飞机，约1200挺机枪，近680座各类军火库，以及松花分舰队的军舰。稍后又转交了大批苏联武器。据驻旅顺海军基地的苏联第三十九集团军军事委员博伊科中将回忆，1946年春天，肖劲光代表东北局与苏军司令部谈判，要求把缴获的日本武器（达50车厢）移交给中共军队。经呈报苏联滨海军区批准，于一周后在大孤山半岛（大连以北15公里处）开始移交。但中国学者引证东北军区司令部的资料说明，1946年5月底，东北野战军的装备为：长枪160881支，轻机枪4033挺，重机枪749挺，各种炮556门。双方的说法差距较大，实情究竟如何，尚缺乏完整的统计资料。不过，苏方的资料确有夸大之嫌，尤其是关于飞机、坦克、军舰的说法。
然而，此时国共在东北的实力对比正在悄悄发生变化。由于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东北国民党军正规军的兵力，已由1月份的13.4万人增加到28.5万人。此时，林彪的主力部队“已苦战三月，急需休整补充训练，并适当调剂武器”。四平中共守军虽作战英勇，但能够指望的增援部队只有一至两个团。所以，尽管毛泽东这时提出了“化四平街为马德里”的雄壮口号，但私下里却与林彪商议，争取尽快停战和谈。
春风得意的蒋介石当然不愿再给中共提供喘息的机会。对中共的前途没有把握，看到形势逆转的斯大林此时又回过头来向南京展开微笑。5月8日，斯大林命驻华使馆武官转告蒋经国，说去年蒋介石曾表示愿赴苏访问，现在斯大林欢迎蒋介石前往莫斯科或边境某地进行会晤。蒋介石现在想的是立即消灭共军，对此当然予以拒绝——中国的内战于1946年6月全面开启。
中国内战的全面爆发标志着莫斯科的“联合政府”政策在亚洲的破产，这大概是斯大林始料不及的。斯大林的本意是支持国民党，利用共产党，通过促成统一的联合政府，保障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他既不了解也不能控制共产党，更没有想到国共之间水火不容。在蒋介石和毛泽东那里，所谓联合政府和停战谈判，都不过是为积蓄力量以利再战采取的权宜之计。国民党对美国援助的依赖，也加深了斯大林的疑虑，他不得不把重心向共产党一方倾斜。笔者同意这样一种分析：“正是反对美国和国民党政府控制东北的共同利益，使中共与苏联形成了一种战略关系。”
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确实是多变的，不确定的。有学者用“举棋不定”来形容斯大林的对华政策，笔者却认为，苏联对东北的政策似乎有些反复无常，但这恰恰反映了斯大林的一贯作风：目标始终确定而手段经常变换。对于苏联在东北的政策，当时在北满工作的陈云有很深刻的认识：“苏联对满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援助我党在满洲力量的发展。保持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是苏联这一政策的基本目标。某一时期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动及斗争策略上的需要，苏联对于执行中苏协定的程度，及对我援助的程度会有所变化。但苏联这些政策的本质，是一贯的，不变的。”
美苏之间本质上的不信任状态，影响了它们对国共两方的立场，而国共之间的生死对立又反过来制约着美苏关系的发展。一方面，如果战后美苏之间存在真诚的合作，那么它们是有能力制止中国内战爆发的。另一方面，中共内战的爆发及其延续，无疑成为美苏之间进行全面冷战的奠基石，也是冷战在亚洲的预演。不过，如同文安立所说，“就冷战观念的形成而言，中国的国共两党始终落在大国的后面。毛泽东和蒋介石直到1946年还相信，同两个大国中的一个结盟并不意味一定要同另一个对抗。”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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