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在国共之间左右逢源
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消灭日本关东军,其主要目的是使东北地区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和东方安全屏障。作为签署中苏条约的对应条件,斯大林向美国人和蒋介石许诺,东北的行政权将交给国民政府,而苏军则在3个月内撤离中国,希望以此换取中国政府的对苏友好立场。但是,无论从意识形态出发还是着眼于地缘政治,斯大林对蒋介石及其支持者美国,既不放心也不信任。所以,苏联不能把对东北的控制完全寄托在已经公开表明的既定政策上,而要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为此,莫斯科至少采用了以下三种途径:
首先,通过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在东北地区营造对苏友好的氛围。
其次,充分利用原东北抗日联军的中国和朝鲜干部(隶属远东方面军侦察处)。1940年代初,抗日联军在东北的大规模军事活动失败后,周保中、李兆麟、金日成等一批干部率残部陆续退往苏联,组建国际旅,继续坚持战斗。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借助中共的力量来控制国民党行政当局对东北的接管进程和实际结果。就苏联对中国以及东北采取的政策而言,国民政府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可算是一语中的:“苏联只要看见中国有联合政府,一切便好谈。”
最初,斯大林在国共之间所采取的左右逢源的立场,与中共逐步确立的独占东北的战略确实有些不合拍,以致一度引起毛泽东的失望和不满。不过,国际局势的变化最终还是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由于得知东北的行政权将交给国民党,直到1945年8月26日,中共中央还在犹豫是否派大部队抢占东北。但中共中央很快就想出了对策。8月29日中共中央在给北方各分局的指示中说:尽管受中苏条约限制,苏联“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但条约中也明白规定“所有中国籍人员,不论军民均归中国管辖”,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因此,“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
中共军队突然大量出现在东北,一时搞得苏军不知所措。问题的症结在于,对于莫斯科有意采取的模糊政策,苏联军人和中共领导人最初都没有搞清楚,而他们之间又缺乏沟通和联系。
于是,9月14日华西列夫斯基派代表飞到延安,明确表示:苏军撤离中国前,国共军队均不得进入东北,请朱德命令已进入沈阳、长春、大连等地的中共部队退出苏军占领地区;苏军不久即行撤退,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内部的问题由中国自行解决。但私下应允,已经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如果不用八路军名义,不公开与苏军接洽,苏军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提出希望中共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随时联系,协调行动。锦州、热河两省则可以完全交给中共接管。
莫斯科为何立场突变
在控制东北的问题上,斯大林最大的担忧在于美国渗透到苏联的势力范围。随着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援助下不断接近和开进东北,莫斯科的担心越来越加重,态度也越来越明朗。蒋介石非常担心国军不能及时到达东北,而共军则乘苏军撤退之机夺取优势,故他早在9月11日就让行政院长宋子文向美国政府请求借船运兵。美国的态度也很积极,代理国务卿艾奇逊第二天便以备忘录形式将此事报告总统……
中国政府的第一批军队将在数日内乘坐美国军舰抵达大连。这如何不让斯大林心急?既然认定国民党是美国人的傀儡,那么,要遏制第三国势力进入东北,只能依靠共产党。
为了增强中共方面的信心,10月4日,苏方通知中共东北局,苏军准备把缴获的所有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街、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如数转交中共,并说明这些武器弹药可以装备几十万人。
10月25日,苏联接到中方正式通知,政府军将使用美国舰队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于是,苏军再次催促中共军队迅速接防中心城市和工业,逐步接收政权,并建议中共把领导中心移至沈阳,还说:“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开些干。”如蒋军在11月15日前进攻,苏军可协同中共军队给以打击。接到东北局的报告后,毛泽东“甚为欣慰”。 28日,东北局便拟定了东北九省的主席或特派专员名单,准备“以最快速度接收全部政权”。
11月1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讲话:“派十九万军队去东北,这是有共产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总的来说,蒋一定攻,我坚决打”,“只要有现在的条件,苏联不帮助我们,我们也不怕”,只有此战得胜,“我们才能提出东北自治的问题”。
然而,就在毛泽东准备利用苏联帮助的有利条件放手与蒋介石在东北一战的紧要关头,莫斯科的立场突然发生了变化。11月10日,斯大林从他的休养地索契给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和米高扬发出一封密码电报,指令他们“尽可能快地从延安和毛泽东部队活动区域撤离我们所有的联络官员和其他人员”,而且“越快撤出越好”。原因是“中国的国内战争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我担心我们的敌人将来会指责我们留在这些地区的人是中国国内战争的组织者,虽然我们的人并没有控制任何东西”。
苏联的态度为何突然改变?从斯大林密电和苏联参赞谈话的口气看,莫斯科的担心主要在于美国对东北事态发展的不满及其制造的舆论压力……
于是,斯大林再次抛出了“联合政府”政策。他在12月30日与蒋经国会谈时说:“苏联政府已经从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为他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人的举动”,苏联政府仍然“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认为中国“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尽管“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点”。斯大林还一再辩白,苏联政府对中共的情况不了解,也未向中共提过任何建议,莫斯科对中共的行为不满意,更不能为他们的行为负责。
而对中共,斯大林则希望他们放弃已经制定的目标。1946年1月,苏联使馆告诫中共在重庆的谈判代表,目前提出东北问题还“为时过早”。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周恩来指出:看到中共能以军事力量抵抗国民党进攻以利谈判时,他们就欢呼;看到中共要独霸东北、华北时,他们就惊呼。
毛泽东确实需要再次改变战略方针了。11月22日,迫于形势的变化,刘少奇提出了一个新的方针:“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武力解决不行,只好再次转入和谈。12月7日至8日,中共提出准备恢复与国民党的谈判,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并希望苏联“居间折冲”。中共不得不暂时放弃进行大规模武装斗争的计划,准备与国民党和解,进入“联合政府”。然而,就在“和平”的曙光似乎将要出现的时候,情况又发生了急剧变化。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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