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中期开始大陆想“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国军战犯更是成为对台统战有力工具
随着两岸形势的发展，从50年代中期开始，大陆提出了“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这就使得对台统战至关重要，而这批与台湾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战犯恰恰是最有力的统战工具，诚如周恩来所言：“这些战犯是与台湾有关系的，我们现在正在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这种可能性一天一天增长，不杀他们也许还会起些影响。这样一考虑，对我们是有利的。对这些在战场上犯罪的、与我们打到底的、这样大的战犯都没有杀，如果台湾当局能够和平起义，把台湾归还祖国，情形就更不同了，更可以得到人民的赦免了。这样一比，我们等一等是有利的，当然现在不忙判，情况可以看一看发展。所以，不管你从哪一方面考虑，现在宽一些，都会更有利于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祖国的完全统一。” 周恩来在后来接见被释放的国军战犯时也曾说：“你们当中与台湾有联系的人，可做点工作，慢慢做，不着急，个人写信靠得住些。”
为配合对台统战，中共中央决定“分批释放”国民党战犯
那么究竟该如何处理这批战犯呢?1956年3月14日政协会议专门讨论和研究如何处理在押的国内战犯问题时，周恩来提出：“有的朋友主张来一个马上全部释放。事情很简便，但那样工作不完满，收效也不广。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做了。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一步地来做好。所以，照罗瑞卿部长提出的办法，先放少数的试一试，看看效果。在押的国内战犯总数是九百二十六人，你如果都送去台湾，台湾是不会接受的，很可能有一部分人还要被蒋介石杀掉。……因此，我们对国内战犯的处理要分步骤进行，要研究让他们怎样去影响台湾。第一步，先集中组织他们到各地去参观，允许亲友访问他们。……第二步，把他们的思想展开，然后跟他们讨论讨论如何对台湾做工作。……对国内战犯，要他们一部分一部分地起作用。因为这跟和平解放台湾是配合的，他们去的过早了作用也不大。”最终，中共决定对国民党战犯实行“一个不杀，集中管教，分批释放”的处理办法。
那么什么时候释放这批战犯合适呢?毛泽东在1956年5月2日的一次会议上表示，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理由是：“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这个必要。”
到了1959年8月24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建议在国庆十年纪念时“赦免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为什么这个时候做这件事呢?9月15日，毛泽东在各党派负责人会议上解释说：现在“人民群众站起来了，有神气了，不怕他们了”。遵照毛的建议，9月17日，刘少奇颁布了特赦令，决定首批特赦释放国民党战犯30名。1960年10月17日，公安部又向毛泽东提交了50名特赦和减刑战犯名单，并在报告中提出“掌握这样分批特赦的一种比例是适当的，既有利于目前的斗争，也适应今后每年都放一点的需要”。毛泽东阅后批示：“此件送少奇、富春同志阅看，在书记处通过照办”。就这样从1960年到1966年，基本上每年都要特赦一批国民党战犯。
文革爆发后，特赦释放国民党战犯的政策中断，战犯的处境也日趋恶化
然而随着“文革”的爆发，毛泽东说：“这场革命是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因此，不仅特赦停止了，甚至连建国后17年公安部门的工作(包括战犯改造工作)也给完全否定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挨斗百次以上，原来的经验被批为“投降路线”，“施仁政”。1968年春抚顺、济南、西安战犯管理所被军管。1969年管理所的干部集中下放到农场劳动。
国民党战犯的日子更不好过，新来的管理人员怕犯错误，对战犯“要狠点，态度要硬点，说话声要高点，离得要远点”。战犯每天还要接待外调，外调人员硬要战犯按照他们的口径写材料，否则动辄就实施“车轮战”、“疲劳战”，甚至打骂、侮辱。各管理所对有重病者不进行急救治疗，只说不让这些人过早死掉，以便挤出“活材料”，有的医生也不敢也不愿给战犯们看病。
上述状况加剧了在押国民党战犯的不断死亡，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有103名在押战犯病亡。根据周恩来1971年给谢富治和陈锡联的指示称：“抚顺战犯管理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公安部工作不下达指示，也不派人下去检查，因之许多战犯病了不治者每年增长。66年1人、67年5人、68年8人、69年9人、70年10人、71年仅两个月死了3人。证明工作水平日益下降。……应体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给这些战犯以仁特赦的出路，否则人家会说：大战犯特赦了，小战犯关到死，国外战犯特赦了，本国战犯关起来。这是不合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的。而且年深日久，早已无材料可挤，重点应是改造劳动，给以生活出路。”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没人敢再提什么“特赦”，生怕被扣上“反动”的帽子。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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