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罗舜初回忆录:我所接触和认识的林彪(图)

　　由于准备充分，攻城开始后，我们只用了四个小时就把义县打下来了，全歼守敌一万多人，没有一个漏网。

　　攻克义县，林彪对我们很满意，他说，这是以最短促的时间，攻歼固守坚固工事之敌的新记录。不仅没有责怪我们改变他原定的野外打援的战术，还和罗荣桓、谭政同志在攻锦州之前进行的战前动员中，号召所有部队学习三纵及五师四小时打下义县、四纵两小时打下兴城、二十七师一个团30分钟打下达子沿，歼敌千余等范例。

　　在东北那几年，由于环境限制，我和林彪多是通过电报谈兵论战，只有一次例外。那是打下锦州以后，我到总部去汇报战斗情况。

　　在攻锦作战中，从打外围战到战役结束，三纵都是啃硬骨头啃下来的，一个碉堡接一个碉堡打，冲进城后整条街都是敌人的洋楼工事，部队打得非常艰苦，伤亡一万多人，战斗结束后，半数以上的连队只剩下三五十人，个别连队扛步枪的只剩下几个人。但是部队士气很高，都说补充休整一下还要再打。林彪听了非常高兴。

　　汇报结束以后，林彪要我留一下。他说：“罗荣桓政委常说你对军事肯钻研，我也这么看。你是军委的老参谋，现在，我要出一道题考一考你。”他指着墙上的地图说：“蒋介石不甘心我们打下锦州，还想夺回锦州，打通关里和关外的联系。现在，东边是从沈阳出动的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十几万人，已经到了黑山，被五纵、十纵顶住了，西边是从葫芦岛登陆的侯镜如兵团八、九个师，被四纵、十一纵挡在塔山。你来回答，我们是迎击东进的侯兵团好呢，还是打西进的廖兵团好?”

　　听完林彪出的题，我看了看地图，提出了我的想法：葫芦岛至锦州一线地处辽西走廊，山海之间通道比较狭窄，部队多了不易展开，不适合于大兵团作战，而锦州以东地域开阔，便于大部队展开，要我选，就选择打西进兵团。

　　林彪听完不置可否，他笑了笑说：“给你三天休整时间，回去等候命令。”三天以后，林、罗、刘命令我们立即北上，冲到敌人中心去，插入敌人纵深，配合正在黑山阻敌的十纵，吸引和拖住西进的敌人，以便锦州附近各纵队赶来会战，一举消灭它。

　　接到命令，部队立即出发，为了节省时间。我们改变常规，三个师齐头并进，宽正面地向敌阵攻击。在炮火的掩护下，一下子就把敌人的防御撕开了口子，向敌人的纵深冲击。突破防线后，前进几十公里，半天未遇到敌人，我们继续前进。当行进到胡家窝棚时，我们想控制胡家窝棚周围的山地，决心拿下胡家窝棚。一交火，发现敌人火力猛，防守也很有章法。你猛我更猛，不怕他，以猛制猛。打下来之后，才知道这里原来是廖耀湘的兵团指挥部，真是个意外收获。这一下就砸烂了敌人的指挥中枢，敌人失掉了指挥，彻底乱了套，在我各个部队的猛烈打击下，西进兵团很快就被我军全部歼灭，廖耀湘也被我们三纵活捉了。

　　打掉廖耀湘的兵团部以后，敌机来轰炸，炸弹在我身边爆炸，我被震昏过去，埋进弹坑里，负了伤，失去知觉，一个多星期昏迷不醒。沈阳解放后，我在沈阳治病养伤，林彪，罗荣桓都来看过我，说了一些问候、鼓励的话。

　　庐山会议后，林彪说：要把罗舜初斗到心服口服为止

　　建国以后，我参加海军初创工作。因为林彪不分管海军的工作，我和他的接触也就少了。1951年，我听说他身体不好，就到东交民巷他家里去看他。林彪问起我的工作情况，我就直话直说，我本来是不想到海军的，周总理做了半天动员说服工作才来的。到了海军以后，工作不顺心，想走，想到朝鲜去打仗。林彪当时不同意，要我安心在海军工作，说有些问题会解决的。

　　1959年夏天，我正在哈尔滨出差，接到电话，要我马上回北京开会。回到北京，才知道彭老总在庐山出事了。军委日常工作已经换成林彪主持。彭总这个人爱发脾气，喜欢骂人，说起话来不客气，就是对毛主席也经常抬杠顶撞，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们这些军委机关的小参谋不论在中央苏区，还是长征路上，见过不止一次，都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我对庐山会议的做法有些想不通，在肃清彭、黄影响的军委扩大会上发言揭发不积极，也没有唱高调支持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心想，我在林彪领导下工作那么多年，从来没表过什么态，都是有问题谈问题，该工作就工作。他对我应该是了解的。没想到有人因此提出，我对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态度不积极。

　　林彪在会上提出了一个新的方针，叫导弹为主，特种兵为主。导弹为主好理解，就是武器装备现代化嘛，特种兵为主，也不错，但是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都是特种兵，哪一个排第一，重点发展?如果不明确下来，互相争经费，争第一，也不得了。我的想法说出来以后，有人反映到林彪那里，说我对“导弹为主，特种兵为主”有怀疑，是对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不支持。这下可糟了，本来萧劲光司令已经和我谈话，说我的工作要变动，军委已经决定调我到国防科委去工作，这下去不成了。林彪说要把我的问题搞清再走，不要把毛病带到新单位去。海军开会让我揭发彭老总，交代和彭的关系，检讨为什么不支持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对林彪的方针有怀疑。我对这些如实作了回答，结果又说我态度不好，又反映到林彪那里去了。林彪生气了，说对我要斗到心服口服为止。就这样，原定一个星期的会，一下子开了约三个星期。我也弄不清林彪对我哪儿来的那么大的气。后来听说，他因为我没有再去看他，不高兴，说我眼里只有罗荣桓，没有他。最后，我被定为彭、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海军的忠实代理人和积极执行者报了上去，免职送政治学院学习。1965年4月我被分配到国防科委工作，任副主任。

　　从此以后，我心里就有些怵林彪，后来工作安排和变动，虽然没听说林彪有反对意见，但我心里仍然余悸未消。每当有林彪出现的场合，我都尽量躲在远处，不往前靠，对他是能躲则躲，心里非常紧张，就怕林彪又要和我算老账。

　　1971年9月中旬的一天，总理把我叫到人民大会堂，他很严肃地告诉我，林彪、叶群和林立果乘飞机外逃，飞机失事，坠毁在温都尔汗，林彪一家三口全摔死了。总理提前向我通报九一三事件，是因为在林立果小舰队劫持的直升机上发现了国防科委的绝密文件，这些文件属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内部文件，按规定是不送林彪的。总理对我说，过去你处境不好，今后要把工作抓起来。他还指示我必须在不对外透露林彪事件的情况下，迅速查明文件是怎么到了林立果一伙手中的。

　　我当时完全惊呆了，连声说了几遍没想到，我确实没有想到，上了“九大”党章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彪竟然会走上这样一条路。百感交加的我一方面觉得压在心头多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另一方面感慨无限：林彪的一生最后竟是这样一个结局，实在令人难以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