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敌当前，林彪让我们学习毛泽东的战略学
三纵留在南满不过江，很快就派上用场了。1946年9月中旬，林彪给我们来电说，接军委通报，蒋介石要进攻哈尔滨，要我们侦察选择有利于攻击的目标，准备作战，牵制敌人。
国民党军侵占四平、长春、吉林后，杜聿明决意继续北上，拿下哈尔滨。随后国民党军占领了陶赖昭以北的桥头堡。哈尔滨当时很紧张，东西都装上了火车，民主联军总部后勤部也已转移到佳木斯了，哈尔滨成了空栈房。
我们意识到这一仗意义重大，经过敌情分析，提出第一步先攻打西丰县城，如果还不能将北进的敌人调回来，就再打西安(今辽源)、开原或昌图，总之是要将准备进攻哈尔滨的敌人拖回来。
林彪回电同意我们先打西丰。他对三纵这次出击很重视，在回电中说，打西丰对东北整个战略形势有重大的意义，对保卫哈尔滨起重大作用。他要我和程世才、唐凯同志到前方亲自指挥。为了保证作战顺利，林彪除了把保三旅和独三师配属我们指挥，配合作战外，还令辽东军区大力配合三纵作战。
我们一举攻克西丰，全歼新六军二零七师的一个团，并两次击溃前来增援的敌人，一共歼灭了敌人五个营的兵力，接着就准备打开原和昌图。这就引起国民党军的重视，他们没想到南满我军一个白天两个晚上就能打下一座坚固的县城。于是，国民党军改变原先的战略，急忙调新六军、五十二军南下，从先北后南变为南攻北守，他们决心先打掉南满我军主力，然后再向北进攻哈尔滨。敌人开始向我南满根据地猖狂进犯，林彪要我们牵制敌人的目的实现了。
杜聿明调集八个师十万大军兵分三路杀向南满，来势很凶。虽然我四纵在新开岭消灭了他一个师，但敌人进攻的势头仍然不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保安东(今丹东)呢，还是保通化?我们三纵队当初南下的任务是到通化，建立长白山根据地，可是辽东军区要我们西进，去保卫安东。这样一来，我们既要保通化，又要兼顾安东，结果战线拉得很长，以有限的兵力进行了宽正面的防御，犯了兵家的大忌。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由于分兵把口，兵力不集中，我们仗打的不好，多半是击溃战和消耗战，消灭敌人不多，自己搞的很疲劳，还得不到充分的补充。
当时向通化进犯的敌人有五、六个师，而我们三纵只有两万多人。在这期间，林彪来电对我们的批评很多，也很严厉。他批评的主要内容是我们兵力不集中，没有打歼灭战，这些批评都是对的。
大约11月中旬，林彪给萧华、江华、程世才和我发了一份电报。这份电报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在电报中说，你们几个都是战争中的大忙人，但在百忙之中应抽出时间弄清楚战略思想。
要研究毛主席的战略学(他指的是收入《毛选》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篇文章)。林彪对主席那篇文章很熟，重点看哪一章哪一节，他都给我们点到了。最后还说，毛主席的战略学不要当成普通文章，看看就过去了，要当成胜利的诀窍来看，当成作战指令来看，反复看，用来指导实际行动，这样才能使南满的作战和局势得到新的发展。除了我们要学习以外，也要安排下面的干部认真学习。
关于学习毛主席战略学，林彪在以前的电报中也提到过，但这回是专门提出，而且提得很高，有很强的针对性，所以印象特别深。当时的感觉与“文化大革命”中看着他摇语录，喊万岁，装样子，做给人家看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临战之际，林彪同意我们先完成政治教育再练兵
1947年8月下旬，东总决定从三纵队开始，进行诉苦和土改教育。
当时正是秋季攻势之前，我们经过大量工作，终于在全纵队展开诉苦运动。这时，接到东总指示，秋季攻势第一阶段已经在辽西打响了，要加紧练兵，准备投入第二阶段作战。
怎么办?是把土改教育放下，投入练兵呢，还是继续下去，把教育搞完再练兵?纵队党委开会研究，觉得就这么停下来不行。当时干部中确实有个别人群众观点模糊，干涉地方土改运动，对土改政策发生怀疑。有的因为住在地主家里，包庇、同情地主，甚至阻挠群众起来斗争地主，还给地主打掩护，帮地主藏东西。有一个出身富农的科长，听说家里被斗，认为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产生不满情绪。
在战士中，不少人战斗观念模糊，特别是一些“解放”过来的战士，认为内战是蒋介石和毛泽东争地盘，说这两个人中若是死一个就好了，仗就打不起来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主要是“解放”成分的人)对战争究竟有没有胜利的前途，产生怀疑。而一些从关内来的老战士，对于当地群众中的盲目正统观念看不惯，觉得为他们打仗牺牲不值得。而本地兵因家里翻身得到了土地，尝到了土改的甜头，想回家过小日子，也不愿意留在部队打仗。有个战士作战很勇敢，立了功，但却不辞而别，留下一封信说，我已经报了恩，要回家当个革命的同情者。
土改教育的第一步是诉苦忆苦，挖苦根。然后引导部队提高阶级觉悟，把仇恨集中到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身上，要让大家认识到只有报阶级的仇，才能最后报个人的仇。经过发动，诉苦刚刚搞起来，一个个哭的像泪人似的，正在这个结骨眼上，要是停下来，实在太可惜。就是去练兵，兵也练不好，去打仗，仗也打不好。土改教育不进行完不行，于是，我们给林彪和罗荣桓发报，说明情况，要求把教育搞完再转为练兵。
那时候不像后来，没有那么多框框，一切从实际需要出发。林彪和罗荣桓同志马上回电，同意我们的意见，把土改教育搞完。最后，我们坚持把土改教育搞到9月20号左右，还差一个军民关系、军政关系的教育没进行，实在没有时间了，只好打完仗再补课。战前一点训练不搞不行，练兵运动只进行了五天就开始秋季攻势。军事训练时间少了点，只有在战场上设法补救。
经过土改教育后，部队政治情绪稳定，阶级觉悟提高，干部战士关系改善，连队的面貌与前不同，有显著的变化。打起仗来，凡是土改教育搞得好的连队，战斗作风就勇猛顽强，在行军中过去泡病号、掉队的都能坚持了。连队干部战士正气上升，歪风不见了。阶级兄弟的感情非常浓厚，干部体罚、打人的现象没有了，普遍开展报仇立功运动，人人都有立功计划和决心。
在战斗中，班长伤亡，积极分子自动代理，班代排，排代连，老的打光了，最后剩下新兵也组织起来继续干。有的连队打的只剩下几个人，还在磨刺刀，准备报仇，毫无恐惧。战后也无影响，再战情绪还是一样，斗志仍然很高，不服气，一定要为牺牲的阶级兄弟报仇。
1948年春天，我在东野政工会议上介绍了三纵开展忆苦和土改教育的经验，林彪当时在前方作战，没有参加会议，后来他看了会议记录。据说，他在我的发言记录上做了不少眉批，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技术的战力虽缺，有政力代替而有余。”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时，“政力”竟然完全代替了“技术的战力”，成了空头政治。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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