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延安人人都是“大作家”
到了1942年，从半条心到两条心，再加上红旗党的胡说被听信以后，就开始对所有抗战以后进延安的人进行审查，不管你是党员也好，非党员也好，统统审查。有些人也不在此内，比较老的党员，陈伯达、周扬等不在内，怀疑的对象还是“一二·九”以后，1936年以后，参加救国会、民先队的，抗战以后到延安的。
一连几个月，日日夜夜都斗，你就变成国民党特务了。你必须交代，就编嘛，然后又联合起来斗我，我也变成国民党特务了，我只好承认了。
然后是交代，要写你在延安还有什么同伙。有些人经不住斗，就“招”出来一大批，于是就搞成了一个特务网。1943年7月，康生出来做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延安大概闹到1943年底，其他地方闹到1944年，叫“抢救运动”。
抢救你，挽救你，把你从国民党特务里抢救出来。这一来就乱了，是对当时到延安的青年一个根本上的认识错误，也是对1935年到1938年国民党区的大形势根本性的错误认识。这样做，共产党把自己的威信推翻了。至少，这些青年是因为蒋介石打日本不行、共产党打日本行才来的嘛。
所以，运动之后，人们完全停止互相交往。延安所有的单位都修土墙，这个土墙是自己修的，我也修过，把自己包围起来。整个延安分成了几十块，包起来了，互相之间有几年没有来往，1942年到1945年都不来往了。
1942年1月27日黎明之前，从杨家岭出发，张闻天带着一个农村调查团到晋西北去，我跟着去了。到1943年4月，一个电报调我回延安，一个人回来的。回来之后，我就参加了一两个月筑围墙的劳动，才发现到食堂去吃饭要互相看着，两个人看一个人，不允许自由行走了。
过了不久，7月份康生那个“抢救运动”报告会在杨家岭举行，我还去听了。康生讲特务很多，要接受中央提出的教训，弄来弄去都是AB团。他说中央里特务多得很啊，都是特务了。
哪晓得，回到单位后我就失去了自由，由几个人看着，斗了一两个月。“你在什么地方加入国民党的，谁派你来延安的，来延安干什么……”人人都编，我也“承认”了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但我绝不牵扯到别人。一个字也没有。
那时候延安人人都是“大作家”。每个人在整风、抢救运动写的东西加起来都有好几十万字，上百万字的都有。我也写了几十万字，干什么呢？骂自己。我有一条红线不能跨过，没有一个字涉及别人。
我认为共产党员就是要有个性、有胆量、有担当，不要害人。要人人检举，搞得人人不讲道德，还叫共产党？大家都成了软体动物，那叫思想改造好了？很滑稽。
决不能训练青年去监视人
后来，一个运动比一个运动厉害。为什么延安“抢救运动”的教训还不接受呢？我完全不懂！为什么要自己搞自己，越搞越厉害呢？搞到除了自己之外就没有别人了。
搞倒刘少奇，搞倒陶铸，周总理死前还要反复申辩。国民党刊登周恩来脱离共产党启事时，周已经到了中央苏区了，这是都知道的嘛。还要整他，这干什么啊？而且至死不放！
国民党都还讲精诚团结。没有“精诚”，就没有“团结”。互相猜忌到这个程度，周恩来也不信，刘少奇也不信，只有我一个人了。只有江青可靠。中国没有了，共产党也没有了，正气道德全部败坏，彻底败坏，把我们的后代也败坏了。败坏了什么呢？就是迫害别人以求上升，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把自己的人民变成互相监视，你报告我，我报告你。这个国家表面上看起来天天放炮，红旗招展，但道德哪里去了？人民的道德水平一堕落，这个国家就不可挽救了。苏联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再怎么样加强政治教育，都不能训练青年去监视人。这不叫思想工作、革命工作，也不是党务工作，这叫作特务工作。
特务工作绝对要在党内、在青年人内取消。这是毒害青年的心！不能干，绝对不能干。
我们养成了这种习惯，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地来，以为去监视别人、去报告别人就是对党忠心。这把我们的民族道德降低了，把我们广大青年的精神思想迫害了，人于是变得卑鄙起来。一个人一天到晚监视别人，书读得再好有什么意思呢？人格没有了嘛。
共产党要解放全人类，要解放劳苦大众，就要特别注意别伤害人类的道德良心。没有道德良心的提高怎么算共产主义？假的！吃得好一点，穿的好一点就是共产主义？监视人、报告人得到提升，这是最可怕的。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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