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如今总说杀掉的是工农，我们听到的不是这样，是大少爷、二小姐。
曾彦修，1919年6月生于四川宜宾。19岁奔赴延安，从陕北公学和延安马列学院毕业后，进入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亲历了40年代延安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南方日报社社长和总编辑等。1954年调北京，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
1957年，曾彦修的“答黑板报记者问”编入中宣部的《宣教动态》，被康生点名批判。当时仍然担任反右领导成员的曾彦修，最终将自己划入右派名单，这让他成为中国第一个自报的“右派”。
1960年至1978年，曾彦修在上海《辞海》编辑所任编辑。1979年再度主管人民出版社，任总编辑、社长。1984年退休。1985年至2008年，潜心研究苏联崩溃的历史，著有《天堂往事略》一书。
在晚年的一首小诗中，他回首往事，“微觉此生未整人” 。他说，“反思一辈子，没害过人，这是一个最大的愉快，很大的幸福。”
被杀的不是工农是富家子弟
我是1919年生的，十一二岁时，恐怖就来了。我懂事起就恨蒋介石。说蒋是亲日派，要投降日本，确实不能成立。但他当时杀青年人杀得可怕，却是真的。
蒋介石把持政权以后，1927年到1933年，对共产党左翼人士进行屠杀。其实我们那里（四川宜宾）还不是蒋介石，而是本地的军阀政权。
杀掉的什么人呢？如今一天到晚说是工农。我们在城里听到的不是这样，是大少爷、二小姐，今天某家二小姐出事了，明天某家大少爷枪毙了……当然工农会有牺牲，会有杀头，我在城里不知道。
共产党员不等于是工农，我看见的全部都是知识分子。其实多是中学生，还有中学毕业的，这些人反倒不是穷光蛋，家里都相当富裕。被捕后，全家卖房产凑五千到一万，把他赎出来。赎出来的时候，要写悔过书，都是长辈在狱外给准备好的，“年幼无知，误入歧途”等。这算不算“自首”？
江青讲1927年到1937年是文化黑线，跟事实完全相反，这个话就是反革命。20年代到3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唤起了全中国的小知识分子，就是中学生以上，有那么百分之几的人开始觉悟。
那以后抗日救亡运动就开始了，1932年，我在四川宜宾叙州联合中学35班，李鹏的父亲也是那个中学的。35班五六十人，后来有3个人到了延安，多年彼此毫无联系，都是受左翼文化影响，并不是直接接受过共产党的什么宣传。
什么是左翼？不是上面哪一个单位组织派人来向我们宣传讲课，而是通过上海的左翼文化的作品，主要是文艺作品、电影、音乐等。社会科学类作品比较难懂，基本是翻译的。30年代上海这些东西的革命影响大得不得了。
假设没有上海租界，左翼文化运动还开展得起来吗？在北平、南京就不行。租界的情况，现在电影、电视里面反映的，不完全真实。租界里面实际上是很自由的，党中央的宣传部等都在租界里面搞。在共产党成立前后，印《共产党宣言》没那么困难。你印的书要发行到全国去，国民党禁，租界它禁止不了。
租界里面，国民党文武官员跟普通人平等待遇。国民革命军穿着军服进去是不行的，必须缴械。你乖乖地缴械，租界才准你进去，所以左翼文化运动开展得起来的一个条件，就是有租界。
1927年到1937年，左翼文化宣传里面，最好的办法是电影，电影特别伟大，好懂，大家爱看这个东西，只要是通铁路，长江岸边通船的中等城市，都有电影院。放一个《渔光曲》就不得了，青年们就轰动了。所以电影的贡献特别大。
我本人，还有很多人，都是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左翼文化送到延安去的。后来把30年代党的左翼的、革命的文学艺术界人士，统统打成反革命，实在是对不起中国人。
青年去荒凉边塞投什么机？
延安最活泼的时期是1938年到1939年秋天。两三万青年去了要吃饭啊，窑洞是新挖的，消费品都是外地运来的。再加上国民党封锁，到延安的人就比较少了，1940年人数大大减少了。
到延安的目的就是到前方去。打仗是长期酝酿在心中的感情，抗战一爆发，我们就想参加战斗了。没人想跑到西北黄土高原的小城，待个十年八年。做梦也没有想到。到延安之前知道这个边塞小城的荒凉，谈得上投机吗？青春、性命一概不要，只为救亡。
国民党不是也打仗吗？你为什么不到国民党那里去呢？国民党也在抗战，各种训练班也在招考。但是进步分子、左翼分子不相信国民党蒋介石真抗日，认为他没有能力抗战。我们当时一半是对蒋介石不信任，一半当然是幼稚。认为日本人来了，我们全民拿着枪、拿着刀，就可以打仗。
当时到延安去的有一些地下党员，他们当然是到延安报到，听党分配干什么。而我们其他人，就是为了能直接上战场，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
但党中央不是这样准备的，像我们这样的人，算是“知识分子”，中学生到延安去就是知识分子，大学生就不得了。大学生也有，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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