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在此诗下面特别加注胡说：“毛泽东主张在国际上实行德、意、日同盟路线，在中国实行联日联汪反蒋的统一战线，并宣布他‘不怕别人骂他实行亲法西斯的汉奸路线，也不怕做汉奸’。”这完全是一派颠倒黑白、凭空捏造的胡言乱语！
够了，够了，以上一些完全刻画出王明是一个活灵活现的两面派。
当然，毛泽东当时并不知道王明在暗地里搞的那些勾当，也不会因为凭他一些恭维话就放弃对其错误的纠正。1940年12月4日和2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从分析政治形势出发，提出要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既批评了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的错误，又批评了抗战初期右的错误。他认为苏维埃运动后期“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损失还大，是路线错误。同时，他也批评了抗战初期右的错误：在武汉失守前，国军溃退，我们可以猛烈发展，对蒋介石的办法应是先斩后奏和斩而不奏，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方，我军可以大发展。这个观点现在只有项英处没有了解，因此军队少，而且说没有钱用，这就是没有了解夺取政权的重要性。只是因为党内对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的认识还不完全一致，毛泽东又采取等待态度，所以他写《论政策》的党内指示，就不提苏维埃运动后期是路线错误。
1941年1月，蒋介石指使8万军队蓄意制造了皖南事变，使我新四军遭受惨重损失，除2000人突围外，其余7000人大部牺牲或被俘。这是项英深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影响，过于相信国民党，不执行中央和毛泽东的提高警惕、从速行动的指示所致。因此，毛泽东在1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新四军失败的教训时指出：项英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执行独立自主政策，没有反摩擦斗争的思想准备。过去我们认为是个别错误，但现在错误的东西扩大起来，便成了路线的错误。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有些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项英同志便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也正如当月《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所指出：
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项、袁先则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事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递至陷于失败。此次失败，乃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
随后，得知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牺牲，对中央政治局成员震动很大，一些领导同志发问：项英在苏维埃运动后期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赣南会议”、“宁都会议”都充当了急先锋，而在抗战初期又执行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连自己的生命都搭上去了，这是什么原因？这就不能不联想到错误路线头子王明的问题了。
可是，王明不但不承认自己错误，反而诿罪于人，作诗把罪过强加给毛泽东头上，说项英之死是毛泽东借刀杀人的“诡计”造成的。标明时间是1941年1月，他在延安写的一首七律《工人柱石——悼皖南事变牺牲的项英同志》，诗曰：
毛家诡计蒋家兵，
主要目标杀项英。
举国劳工哭柱石，
全民抗战损干城。
回思上海同风雨，
直觉胸中尽刺针。
党事如今多邪道，
无边忧虑望前程。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站在全国人民的立场上，堂堂正正，并无“邪道”。倒是不承认错误、坚持错误的王明却处处行“邪道”，而且“邪道”甚多。比如：好话说尽、坏话讲绝的是他；自己犯了错误而诿过于人的也是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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