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上旬,劳有花突然接到了一封没有落款的信函,用密写药水显示出来一看,是以“保密局”本部的名义向她下达的指令,让她立刻着手收集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政府要员的出行、生活情况,所列名单的第一个就是陈毅,以下还有饶漱石、谭震林、曾山等人。劳有花马上意识到台湾方面已经决定要对上述中共高级干部实施暗杀行动了。一个月后,劳有花又收到了一封挂号信函,用密写药水显示出来一看,竟是以密码所写!这就是说,向她发出这封密信的上司也不清楚这封信函的内容。她用密码本翻译出来一看,是以毛人凤的名义直接下达的一道指令,只有短短12字:即将来客,准备接应,务必配合。之后劳有花就开始等待海外“来客”跟她联系,但是等来等去一直没有等到。直到后来报上刊登刘全德落网的消息后她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劳有花立即逃往山东,并且在济南落了脚。
狡猾的狐狸终于落了网
劳有花的父母早在抗战时期就已双亡,她在济南有一个表妹,抗战后期曾经去过重庆,劳有花当时热情地接待过她,因此两人是有联系的。解放后,劳有花的表妹嫁给了一个解放军军官,她本人也成为干部,在区政府工作。劳有花在一家工厂医务室里找到了工作,不过,这家医务室连她一共只有两个人,因此,她被人称为医生,好在劳有花的那点医学知识也足够胜任这份工作了。
不久,行业开会也叫上劳有花,区政府举办政治性的宣讲员培训班,也有她的份,接着,又是工会。不到两年,劳有花已经成为厂里的积极分子。
“反右”运动结束后,工厂党组织发展考察名单中,有劳有花的名字。于是,劳有花马上写了入党申请书。到了1958年初,党组织正式找劳有花谈话,然后叫她填写登记表格。登记表上要求如实填写本人履历,并且得一一列出证明人和证明人的身份、地址。这个问题,劳有花早已考虑过了,否则她也不敢要求入党。她把自已从1937年考取南京教会护士学校一直到在重庆军统局、南京保密局的全部经历,篡改为考取护士学校毕业后在重庆、南京的私人诊所工作,一直到1948年底去上海奉命潜伏为止,那么证明人是谁呢?就是她表妹。
1948年底去上海潜伏的那段历史,她是这样考虑的:当时她离开上海来济南时,那个地址是在卢家湾那里的诊所,如果落网的那个台湾刺客已经把她供出来了,公安局已去查过了,也已经是一个无头案子了,因为那个诊所的人根本不知道她的任何情况,而她只要把那段短暂的时间放到济南,谎称离开曹家渡那家工厂后是直接到山东的,只不过在山东各处转了转,寻找失散了的亲戚,又在表妹家呆了一段时间,这样也就可以蒙混过去了。在霍山路杜传耀开的诊所和曹家渡那家工厂的时间她是照实写的,因为她认为自已在那里没有发生过政治问题,而跟那个老板发生肉体关系之事,已经跟老板的家属有过协议,双方都是守口如瓶。
工厂党组织分别向上海方面发了两份外调公函,一份是发往上海市卫生局的,要求代为向杜传耀调查核实……有关人员也想当然地认为杜传耀肯定在卫生系统工作;另一份是按照劳有花表格上的地址发往曹家渡的那家工厂。
前一份公函还在上海市卫生局时,后一份公函已经发生了作用。那家工厂确如发函者所估料的,已经公私合营,但还是在曹家渡原址,而且医务室也还是那几位,情况就可想而知了:这份公函随即被送到了公安局。上海警方的档案中还保存着这个悬案的记载,尽管当时的经办人已经调离了原先的岗位,但是一查还是马上弄清楚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亲自签署了逮捕令,指派警员前往济南对劳有花实施逮捕。
劳有花被捕后,对其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不久,劳有花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注:本文系摘抄自曾洁:《谋刺陈毅案中的漏网女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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