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揭秘当年国民党为什么会打不过共产党?(图)

　　国民党政策不公，军队分成亲儿子和干儿子，把杂牌军都挤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众所周知，在整个民国绝大多数时间里，国民党军队从人数、装备、控制的政治和经济资源等方面来看，都远远优于共产党的军队，蒋介石一心想消灭共产党，可就是消灭不了。原因在哪里?除了国民党缺乏信仰和不得民心之外，还丧失了军心。

　　国民党是怎么丧失军心的?张学良以自己为例，他说：“当年我开始时，我现在可以说，我对中央是忠心耿耿啊，中央说的话，我是完全服从，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后来我发现这不对呀!中央对我不是这么回事啊!”

　　第一，当东北军在“剿共”战场上被吃掉两个师之后，张学良发现国民党中央对中央军和杂牌军的政策是不一样的。1935年末，张学良在南京参加会议期间，陕西前线传来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他的两个师被中国工农红军吃掉了。“我那两个师整个被共产党打完了，我很痛心。我要补充，没有。可是死这么多人的抚恤呢，除了我个人拿出钱来抚恤外，再报中央依‘剿共’阵亡抚恤，但中央分文未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营长，‘剿共’时受了伤，他说一句话，把我伤心透了。他说：‘政府给我一个条子，让我回家去领，我家在东北，我上哪去领?只能流亡要饭去了。’”“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后来，我也公开说了，那个时候中央啊，实在是处置事情不太恰当，完全是一种推诿。因为这事下面起了很大的反感，起了怨望……我们东北人，家都没了，上哪领抚恤?被打死的人领不到抚恤，受伤的人又不能回原籍……中央很不讲理。”

　　“蒋先生啊，他总有一个意识……总是这是我的，这是他的，分得特别清。这个是我自己亲儿子，那个是干儿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比方说那时候中央的事情，后来我发现的，我非常难过。我打仗损失了两个师，政府啊，不容许我们杂牌军队招兵，因为军队太多了嘛，他用这种只减不增的方法就不用裁呀。军队减员了也不许招兵，全国都不能招，这不能说不对了，政府下的命令，嘿嘿，那么我们发现，他把我们损失的两个师的番号给撤销了，却暗地里让胡宗南招兵。我们不能招兵，胡宗南可以招兵。胡宗南离我们那么近，我们不会不知道的嘛。亲儿子怎么都行，干儿子怎么都不行，那怎么能行?”

　　第二，张学良发现蒋介石让杂牌军“剿共”是在“一斧两砍”，借刀杀人。张学良说：“中央让杂牌军‘剿共’，中央军不剿，杂牌军对中央当然都不满……因为什么?这话我今天可以说，但我不希望记录下来，他就是借刀杀人嘛。”“事情明摆着，谁都明白，这不是让我们去‘剿共’，等于是让共军消灭我们，借刀杀人。那为什么还打?没起来反抗，已经很客气了。”“那孟子说的话一点不错：‘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你怎么待人家，人家也怎么待你……所以这种待人的法子不会成功，只会失败。”

　　第三，张学良发现不仅他发现了，几乎所有杂牌军，包括共产党都发现了蒋介石是在“借刀杀人”。“那时中央不是我说，不公平啊!对人家不公平，谁都看得明明白白。那时两广是陈济棠，青海是马步芳，宁夏是马鸿逵，新疆那会儿是盛世才，华北是宋哲元、韩复榘，陕西是杨虎城。他们都不打呀!谁也不打，我打什么?谁都明白了，这等于用外头的力量来消灭我们。打，你不给我钱，你也不给我弹药;人打没了，你也不给我补充，又不许我自个儿招兵，这干什么呢?”“谁也不是傻瓜。中央军可以招兵，我们不可以，枪械损失也不给补充。你政府用这种手段，等于让杂牌军自消自灭，一箭射三鸟，他怎么能真打呢?傻瓜才去打。”“蒋先生利用‘剿共’消灭杂牌军的这种做法，共产党当然也明白。共产党跟杂牌军也不死乞白咧打，杂牌军也知道共产党不真打。”

　　国民党中央政策不公，导致“剿共”内战谁也不真打。“我一想起这内战，就难过呀。所以西安内战，我不干了，说什么我也不干了，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产党打，我不干，我不打了，我宁可叛变。我那时候也等于叛变，那就是叛变呐。”

　　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共产党正相反，用人才不用奴才

　　国民党的失败，在张学良看来，败于党员信仰的缺失，也败于民心和军心的丧失，更败于党内的腐化及蒋介石的独裁。

　　张学良在晚年做口述历史时，数次引用王新衡对蒋介石的评价：“他不使唤人才，他使唤奴才。”王新衡对奴才的理解是：“奴才就是听他话的，让他高兴的人。”张学良对奴才的理解与王新衡略有不同：“我说什么叫奴才?什么叫人才?怎么分辨?人才首先是有一定人格的人，他有良知，有胸怀，这种人不一定你说什么，他就听什么，他不一定给你当奴才。奴才最大特点就是我要你怎么的，你就怎么的，只要能得到好处就行。真正做事情的人，他不一定要好处，他是要做事情啊!”奴才没有人格，不仅听话，更关键的他是为了满足个人利益才听话。

　　“蒋先生不光用奴才，他也听奴才的。我举个例子，那时我们开会，研究一个什么事，陈诚他不咋发言，那我们想他一定是同意了，那蒋先生也不吱声，这个事情不就等于决定了嘛。顾祝同跟我说：‘张先生，你信不信?今天这个会议决定的事，明天就会推翻。’我当时还不信。他说：‘会后啊，他(陈诚)一定到蒋先生那嘀咕去，你看，明天这个事情一定不是这个样。”会开完以后，我就去关内去了，有人告诉我说陈诚去蒋先生那了。这我就明白了，顾祝同说得对呀。”“我评论蒋先生，用我们北方话说，蒋先生愿意听小话。你正式跟他说的话，当然他也听，不是不听，但抵不过底下嘀嘀咕咕。”

　　蒋介石喜欢这种会说小话的人，“所以他用陈诚啊，戴笠啊，他喜欢这种人”。这种人围在蒋介石身边，那真正的人才就不跟他接近了。“咱们中国不是没有人才，这些人才都无处投奔呐。社会上的贤哲，都不在政府里面做事，没有被运用。”

　　张学良说蒋介石心胸狭窄，不仅用人专用奴才，而且把自己的权力看得过重。西安事变前，“我和蒋先生我们俩吵得最厉害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内攘外’的问题。要说西安事变有什么秘密的话，最大的秘密就是这几个字。他是先安内后攘外，我是先攘外后安内。……他和我的出发点不同，从个人出发点说，先说我啦，我主要的敌人是日本人，即使共产党跟我们争，他还是中国人。他(蒋)认为日本人可以跟他合作，共产党是他真正的敌人。……我认为共产党是中国人，他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人，只有共产党。那我就不同了，夺取政权也好，不夺取政权也罢，他(中国共产党)都是中国人，无论如何都是中国人。换句话，这是我说，你的政权就算共产党不夺，也许被旁人夺去呢，你能防得了?”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和周恩来在肤施(今延安)会谈，“周恩来有一段话说得特别有意思，他说呀，固然蒋中正他有他的短处，我们对他不是十分赞成，但是我们为抗日非拥护他不行。所以共产党这些地方我佩服，他是为了大局呀。他说，蒋先生如果不‘剿共’，领导全国抗日，还得是他”。

　　抗日战争一结束，“蒋先生还是要消灭共产党。那时候蒋先生手里有好多的军队，包括重武器啊，像杜聿明，全部美式装备呀。我后来听张治中跟我讲，他说，那时候到东北呀，本来内定是让他去，可后来陈诚不知在里面咋鼓捣的，陈诚去了。张治中说，如果我去，不会落到那样。”张学良的意思是说，蒋介石没有大局观念，只用奴才不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