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民心者得天下，国民党不得民心，把老百姓逼得都当共产党了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铁律，张学良对此体会极深。他说：“九一八以后，无论是学生，还是老百姓，抗日情绪都很高哇。有人说这是受共产党的鼓动，这话我听不明白。老百姓的抗日情绪不能说是共产党鼓动的，这得反过来说，是人民自动，共产党顺应。”
张学良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发展壮大，就是因为共产党顺应了民意，并且说到做到。“既然大家都赞成抗日，那我共产党就去做。共产党的厉害，就是共产党能够看清这事情的趋势，知道民众往哪走，他知道了民众的意思，他就能够真正去那么做。”
张学良是个军人，一生军事生涯虽短，但他和日本打过仗，又是中国高级将领中跟苏联红军打过仗的，和北洋军阀打得更加激烈，和国民党新军阀也交过手。他说，打了那么多的仗，胜败不论，最不值得的是和红军打仗。他晚年一回想起“剿共”战争，就感到伤心：“那所谓‘剿匪’，真让人伤心啊，‘剿匪’的军队都实行坚壁清野，这可不是胡说八道。我是在后头，前头的军队呀，我也出去视察了，归我管嘛，我一看伤心透了，那房子都给人家烧了，坚壁清野呀!”“事实用不着烧房子，为什么烧?因为烧了，军队可以占便宜，可以把好东西都拿走啊。”“所以我反对内战，那内战真是没有人性啊。连我到前线去都没有地方睡觉，房子都被烧了。”
共产党之所以越剿越多，就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对老百姓过于残忍，将老百姓“逼上梁山”：“那时政府真叫不讲理，都是自己的人民，你怎么能把人民当成俘虏看待呢?你是中国军队，怎么能那样看待老百姓?你那不是逼着老百姓上山当共产党吗?”“那真是把老百姓逼到山上去了，逼得老百姓都当共产党了，跟共产党一块儿和我们斗争。那杂牌军没有军饷咱不说，正规军也是一样，连烧带抢啊。老百姓被逼得没办法了，只好投奔共产党，和我们对打，我承认，这是官逼民反!”
老百姓和共产党站在了一起，国民党就陷入了被动挨打的汪洋大海之中。张学良说：“‘剿匪’的事归我管之后，我去各部队巡察，那才知道，共产党真厉害呀!你一不小心，他就来袭击你了。我一个部下，带着一个营的人，让共产党给袭击了。是这样的，他出去，好像为什么事情出去考察去，看见一个老太婆在门口缝鞋呢，她是共产党的侦探、眼线。我们的军队来了，她怎么办?在那地上立有一个杆子，她那个门上有个绳子，她一拉门上的绳拴，杆子就倒下来了，共产党看到了，就知道有军队来了。”
张学良举了许多亲身经历的例子，来说明国民党军队大失民心：“我们的军队在那驻扎，一个小孩，十五六岁的小孩跑来玩儿，一边玩儿，一边他把我们的军队都数了，有多少炮，大概有多少兵，他都给你数了，然后，他跑去向共产党报告。那共产党的玩意儿可多了。”“那个刘殿华的军队，到一个地方，当地的人给他摆上酒席，放鞭炮表示欢迎，但老百姓在鞭炮里面藏着炸弹，鞭炮一响，引燃了炸弹，把刘殿华炸死了，军队首长都被老百姓炸死了呀。”
面对老百姓，国民党军队束手无策。“他们的这些玩意儿最后我们也都知道了，那你知道了也没法子呀，你没法子对付老百姓呀!你上哪儿知道谁是共产党啊?你也区分不出来呀!老百姓和共产党都一样，你怎么区分?所以你没法，你总不能看见老百姓就抓起来呀。”“多数老百姓对中央的军队，也包括我们这些军队不好，恨军队，那时候军队确实有些做得不对的地方，像坚壁清野之类的，那很多了。所以我跟蒋先生说，为什么共产党我们剿不光，就是他得民心，我们不得民心。”“中国的古书上说，天心自我民心，天听自我民听。你不得民心，那你就得等着失败。”“北方的土话说：抖起来是你好运气，倒霉是你自己找的。”
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怎么丢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简单说，国民党在大陆时，把大陆看成征服地一样，没有想到这是自己的国家，什么都要，房子、女人、钱，这帮坏蛋。真让人伤心。”
“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与失败，都有它的来龙去脉。”“所以我跟蒋先生言语冲突，就是这个问题，我说你要想剿灭共产党，你剿灭不了他们。蒋先生不承认我这个话，他们共产党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因为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多数支持他。”
国民政府内部的高官们只是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
中原大战之后，张学良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但他因军务在身、下野出洋和身体等原因较少出席会议。1935年11月、12月他出席了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这是他一生中在南京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段经历。在此期间，他对南京政府和国民党政治、高官素质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他说：“我不会外交辞令。开始时我对国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后，大失所望，看得更多，体会更深，不满更强烈。国民政府军队的作风比老式军队还坏，政治比原来的老政客更腐败。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
张学良通过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看清了国民党中央高官们的真实面目：国民党中央开会“乱七八糟，蒋介石讲话新名词很多，但空洞得很”。“那时候蒋先生讲话，最爱说三个词：死干、硬干、快干。大伙儿也不爱听，闲得没事啊，就尽在那儿做打油诗。”“我不晓得谁做的了：‘一生猪狗熊，两眼财权势，三是吹拍骗，四为礼义廉。’”一个执政党中央开会，庸俗到如此程度，那基层如何可想而知。
在南京期间，发生了中央党部事件，即汪精卫遇刺事件，这件事对张学良刺激尤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开幕式那天，与会人员集体照相，“本来大家在外面等着蒋先生出来照相，后来说他不来了，那大家就不等了，就开始照相了。相照完了，大家正要离开时，刚转身，枪响了。这一打枪，大家‘哗’的一下子都散了。”“都吓跑了，连警察都跑了，什么警卫，那都跑了，就剩下我跟张溥泉(张继)两个人了。那真是丑态百出。那凶手都被我和张溥泉抓住了，跑回来的几个警察还在那掰枪栓呢，掰也掰不开，我说算了吧，现在人都抓住了，你还掰枪栓干嘛?”“那事儿都完了，警察得清理现场，抓凶手啊，凶手不一定是一个人啊。警察看见一个人在厕所坐着呢，警察就问他：‘你在这干什么呢?’那人回答：‘在解手。’警察问：‘解手你怎么坐在地上啊?’那都吓得……警察又问：‘你是干什么的?’他回答：‘我是中央委员。’‘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不带证件呢?’那人说：‘我证件扔马桶里了。’他怕刺客知道他是中央委员啊。”
张学良从这件事当中，看到了国民党失败的影子：“要紧的时候人都没了”，“一遇危险，聋子放炮仗——散了”，连中央委员的证件都不敢要了。一个党在这样一群人领导下，又是处于战争年代，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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