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这场“北上抗日”早已“取得日本军方的谅解”，故而两广军队虽然高调宣称“本军师行所至，立即与日本断绝一切关系，凡中日缔结之一切屈辱协定，均予取消无效”，但日本政府却多日“一措词至温和之抗议而无之”，桂系不但仍可毫无障碍地自日本购买飞机、军火，日本军方甚至还在事变后派遣约100名军官前往粤军担任陆海部队顾问，协助指挥作战。该年6月，日本驻德国大使曾对德国外长道出真相：“许多日本顾问正在为广州政府工作，而众所周知并在世界上流传甚广的所谓广州政府反日的观点是错误的”，明言西南军阀“北上抗日”为假，“联日反蒋”为真。事实上，陈济棠的“联日反蒋”之念由来已久，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在给胡汉民的密函中提到：陈济棠曾明确向日方表示，在与日本合作时，西南“精神上最能贯彻，而面子不妨稍为忽略”，所谓“精神”，意即为自身利益，其“精神上”极愿与日本合作反蒋，而迫于舆论，“面子上”又不得不高举“抗日”旗帜，陈氏希望日方能够理解此种难处。
所幸的是，南京中央政府在处理“两广事变”时措置得宜，以“和平团结”之口号，消弭了西南军阀“北上抗日”的影响力;以内部分化各个击破的方式，将一场大规模内战瓦解于无形。“假抗日”使粤军将领对陈济棠离心离德，是南京内部分化策略能够奏效的关键，陈济棠被迫下野后曾懊恼反省：“不应听信那些策士去聘任日本军官，来做什么顾问，使人怀疑。”…
湖南省主席何键竟向日方告密，泄露中央的抗日外交机密
西南军阀与日军勾结“北上抗日”并非个案。1936年3月份，还发生过湖南军阀、省主席何键向日军告密，泄露中央政府事涉抗日之外交机密的事件。地方军阀对抗日大局之祸害，于此可见一斑。蒋介石欲与苏联签订“秘密军事协定”，故派陈立夫秘密转道欧洲赴苏谈判
1935年底，陈立夫曾受蒋介石之命，为筹划联苏抗日而准备秘密访苏，但终因计划泄密而中途折回，无功而返。据陈立夫回忆：“民国二十四年圣诞节前夕，蒋委员长就派我赴苏俄进行秘密交涉，我向来没有办理过外交工作，初次尝试，深感惶恐，领袖授以机宜，并嘱我此行必须绝对保密，故均用化名的护照。”陈立夫化名李融清，只有同行的张冲和同船的新任驻德大使程天放知晓陈立夫的真正身份。
据程天放回忆：“因为立夫兄名气很大，一举一动受人注意，假如让日本军阀知道这事，那末他们必定更加紧侵略，所以就不用真名，而化名李融清，并且给他一个中校的头衔。委员长的手令是派李融清中校随程大使出国公干。而立夫兄则向中央请病假三个月休养，一切领护照、办签证、定舱位等事，都是我替他办理。他带了张冲君做秘书，化名江淮南。一到船上，他们两人同住一头等舱，推说有病把自己关起来，从不到甲板散步，连三餐都是侍者送到房间去。头二等舱的中国人，在乘客名册中看见两人的化名，而从来没有见过面，有人疑心他们是共产党，也有人疑心他们是日本间谍。曾经有好几次.有些学生想冲进他们房间去看个究竟，都被我劝阻了。沿途船靠码头，防疫人员登轮，照例乘客要在甲板上齐集，听候检查，也由我设法让他们躲过，以免和旁人见面，拆穿西洋镜而将消息泄露出去。这件事做得很机密，在国内除了立夫兄眷属和一两个密友外，都不知道他出国，在船上24天，也始终没有被人发觉。”
到欧洲后，陈立夫一行辗转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匈牙利、捷克等地，等候中央政府进一步的确切赴俄指示——与陈立夫赴欧同步，莫斯科由低级别的驻苏武官邓文仪打前哨，南京由蒋介石本人多番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交涉，陈氏何时赴俄，需视莫斯科与南京的交涉进展而定——陈立夫回忆，当时在欧洲，“都住最高贵的旅社，那是为了要避人耳目，因为这类豪华旅社，中国人是不会去住的”，因此，“始终未暴露身份”。
陈立夫此行的目的，是与苏联就联合抗日达成一项秘密协议。蒋介石在南京曾直接询问鲍格莫洛夫：“苏联政府是否愿意同中国签订一个多少能保证远东和平的协定?……如果苏联政府给予肯定回答，那么他想知道苏联政府对这个协定有何想法?”鲍格莫洛夫据此判断，蒋所暗示的这个协定无疑是一个“秘密军事协定”，并将其判断报告给了莫斯科。1935年，日军夺取了察哈尔，并正竭力向绥远渗透，同时逼迫南京与之签订反苏军事协定，苏联对日军的动向亦深感忧虑，故而在陈立夫秘密动身赴欧之前，苏联外交部已向鲍格莫洛夫发出密电，肯定回答道：“苏联政府不反对协议，并准备同中国方面具体讨论这个问题。……请将上述内容告知蒋介石。”两周后，苏联政府进一步表示：苏联相信有必要支持在中国日益强大的主战派，如果中国确实投入抗日战争，我们准备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援。为此，“我们同意蒋介石关于合作互助反对日本侵略的建议”，“苏联政府愿意就他提出的以互助抗日条约的形式签署一个条约”。“ 以互助抗日条约的形式签署一个条约”，正是陈立夫转道欧洲秘密赴苏的真正使命。…但因为湖南军阀何键向日军告密，陈立夫一行最终不得不中途打道回府
但陈立夫在欧洲一直待到1936年3月份，最终未能前往莫斯科。陈立夫在回忆录中如此解释中途折回的原因：
“有一天，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贺耀祖先生来到匈牙利说：‘现在情势不佳，风闻日本已推测蒋委员长派陈立夫衔命到苏俄去，苏俄获悉甚感不安，深恐引起轴心国家对苏发动战争，故蒋委员长已令我转告不必去苏俄了。’于是赴俄之行便因此打消。我出国期间，在国内中央各种会议，报端未见登载我出席的消息，已启外间疑窦，幸好我先准备了亲笔信十几封，由内子从杭州邮寄南京亲友，告诉他们我在杭州养病，每隔几天，寄出一封信，所以还能保住秘密，但是在日本方面，还是放出试探的谣言，说我被派赴苏俄，苏俄对此消息，极为害怕，恐怕轴心国家因此而早日联手制俄。蒋委员长乃不得不改变计划，命我返国与苏俄大使鲍可莫洛夫在南京交涉。”
陈立夫，乃至蒋介石，当日恐怕都不会知道，秘密之所以泄露，乃是湖南省主席何键向日本告密所致。1936年 3月 18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向广田外相发出了一份绝密电报，据该电报透露，告密者正是何键。电报称：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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