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毛泽东:我们在后 让张学良顶在前面

　　在西安事变发生前不久，即1936年11月，德国和日本刚刚签订了《反共协定》，更使苏联腹背受敌。斯大林基于免遭德日法西斯侵略的考虑，决定组织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其策略是联合各国当权的政府和有实力的人物，在中国就是要拉拢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杀蒋态度是反对的。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复电中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

　　当时，蒋介石和美国的关系维持得很好，这预示着英国和美国可能会逐渐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斯大林说：“只要蒋介石能够抗日，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

　　斯大林在召开的紧急高层军事会议上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时，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时避免两线作战。”权衡利弊，斯大林极力反对中共的杀蒋计划，要中共力促事变和平解决，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

　　1936年12月16日，斯大林代表苏联政府给中共中央发来了电报，后来被称作“莫斯科回电”。电报说：

　　1.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在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的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并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2.既然这次行动已经发生，就应该考虑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要坚决主张以下述条件为基础和平解决事变：(1)通过吸收几名抗日运动的代表和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的办法改组政府;(2)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3)停止实行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实行合作抗击日本侵略;(4)与同情中国人民反击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国家实行合作。

　　莫斯科回电反对中共杀蒋，其实，这早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意料之中。后来，斯大林又亲自草拟了电报，劝告毛泽东说：“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

　　在后来苏联解密的有关文件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当时的态度，斯大林曾私下与苏联高层领导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中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打倒蒋介石对苏联没有好处。”

　　释放蒋介石：为国、共二次合作奠定基础

　　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在毛泽东的安排下奔赴西安，与张学良会谈， 进一步明确了事变只有和平解决， 才能对民族、对革命有利。与张会谈后， 周当晚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除报告到西安后了解的各方情况外，还对蒋的处置问题提出意见：“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 则蒋安全无望。”

　　此外，周恩来代表中共向南京国民党发表申明说：“如内战不可避免，西安遭到围攻之前，对蒋则实行‘最后手段’。”由此可见，此时中共对蒋的态度还是处于可杀可不杀之间。周的建议基本上被中共中央采纳。

　　18日，即西安事变后的第六天，中共中央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以第三者调解人的立场指出：“援救蒋氏个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决。武力的讨伐，反而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为了中华民族的大计出发，国民党中央必须立刻实行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主要是：1.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2.将讨伐张、杨和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3.停止一切内战， 一致抗日。”

　　在共产国际指示和国内外舆论的影响下，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等人最后改变了先前的“杀蒋”态度，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借此机会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

　　至此，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着想，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接到共产国际释放蒋介石的明确指示后，从“杀蒋”支持者退至“第三者”，提出了释放蒋介石的种种条件。21日，毛泽东将共产国际的指示内容转发给了张学良。

　　25日，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回了南京。蒋介石临行前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蒋介石宋子文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展全国全面抗日战争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