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世纪风采》2011年第5期,作者:吕春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1936年12月12日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那一天,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是为西安事变,亦称双十二事变。消息一传出,不仅震惊世界,更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当时,中共领导层及国内外各界人士,在如何对待蒋介石即是杀蒋还是放蒋的问题上,曾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争斗!
中共表明应严惩蒋介石
1936年12月12日早晨,张学良和杨虎城等人向中共中央发电报,电文如下:
东、来兄: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人士,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将红军全部集中环县,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指胡宗南)敌南进。
收到张学良发来的急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大为激动。据张国焘回忆,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
朱德最为激动,他一拳砸在桌上,愤慨地表示:“现在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
毛泽东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而周恩来却十分冷静,说:“这件事不能由我们做主,主要是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
毛泽东赞许地喷出一口烟雾,接过周恩来的话题说:“这件事我赞成周恩来的看法,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接着他用征询的口吻说:“莫斯科对这件事会怎么看,我们不妨先推测一下。”
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都表示应去电莫斯科请示。
毛泽东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给张学良复电,尊推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赞扬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申明了惩办蒋介石的态度:“……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
西安事变爆发前,日军已经侵占了东三省。在国家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采取了“反蒋抗日”转向“逼蒋抗日”的方针。
可是,作为拥有强大的军事与政治实力的蒋介石,在国、共联合抗日的谈判桌上,却想利用抗日的机会吞并共产党。因此国共谈判时,蒋介石的代表陈立夫向中共代表提出了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红军必须解散或并入国民党军中、红军师长以上的领导一律解职等苛刻的条件,企图逼共产党就范。
如今,蒋介石被自己的部下囚禁,形势陡转,中共党内大部分人要求严惩蒋介石,表示不杀蒋介石,不足以平民愤。无疑,党的“逼蒋抗日”的方针受到了干扰。
当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二将军监禁的消息传到陕甘苏区后, 根据地军民喜出望外,纷纷要求杀蒋。许多军民自发地跑到街上,奔走相告,跳舞相庆,好像过节一样。就连邓颖超也“高兴地跑到院子里,和同志们一起,又唱又跳。她和许多同志一样,以为党中央一定主张杀掉蒋介石,替千千万万牺牲的烈士报仇,给中国革命搬掉最大一块绊脚石”。
定边军民获悉西安事变消息,欣喜若狂,马上在大庙里召开群众大会,会议由高岗主持,与会群众高呼口号:“枪毙蒋介石!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会后,定边工委书记李维汉与高岗等人致电党中央反映群众杀蒋的愿望。
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王明,得知蒋介石被张、杨二将军囚禁后,兴奋异常,想致电中共中央,主张把蒋杀掉。但此电被斯大林扣发。
面对党内外多数人士主张杀蒋的形势,中共中央还迅速作出了策应西安的军事部署。西安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命令红军各部队准备随时南下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一起抗击中央军的进攻。
14日,为了避免杀蒋而引起军事冲突,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鉴于东北军势孤力单,且内部不稳,极力主张红军主力南下与张、杨靠拢,以“壮其胆而振其气”。
12月15日,西安事变的第三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等15位红军将领联名致电国民党政府,呼吁南京当局“认清形势,自别于蒋氏,把蒋介石交付国人裁判”。这一电报大致上反映了1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初步方针,一直到12月18日以前,中共中央始终在坚持“罢免蒋介石,交付国人裁判”的口号。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从中斡旋
西安事变发生第二天,中共中央先后给斯大林发出三次电报。三封电报除了转述张学良给中共中央来电的内容和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还报告了西安事变的扣蒋情况,同时通报了中共中央准备采取的行动计划。
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还特别提出:“请你们支持我们的上述行动,特别是:1.在世界舆论方面援助我们;2.争取英、法、美三国赞助中国革命政府与革命的军队;3.请求苏联积极援助中国。”
考虑到蒋介石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声誉,毛泽东含蓄地请莫斯科准他杀蒋,问可不可以“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审判”。同时说明,为了减少日本汉奸的造谣,中国共产党短期内不发表公开宣言。
1936年中国发生西安事变的时候,苏联面临的形势也十分严峻。在欧洲,德国希特勒正疯狂地扩军备战;在远东,日本对华加紧侵略,对苏联造成威胁。英美切盼把日本侵华的祸水引向苏联,苏联则期望在中国筑起阻挡这股祸水溢向苏联的高堤大坝。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